现代大学共同治理中的教师参与

教师积极、全面地参与到大学决策过程是大学共同治理理念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治理过程中教师完全参与引发了新问题。基于此,重新定位大学共同治理中的教师参与显得尤为必要。     

学术本位视角下的大学治理

世界范围内,大学文化传统正受到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行政化的侵蚀。中国大学要实现有效治理,发挥大学教授的主体作用,需要的是"教授治校"而不是"教授治学"。"教授治校"的前提和基础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已作为一种价值观得到高等教育界越来越多的认可。在我国现代大学治理中,真正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必须做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工作,强化学术力量的制衡作用。     

共同治理: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引发的思考

制度是对特定时代的适应,"教授治校"体现了大学的本质属性,"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大学的功能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最初单一的人才培养功能,发展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为促进大学科学发展,必须处理好各个利益相关者权力的配置与行使,倡导一种多元参与基础上的民主管理,"共同治理"是我国大学发展的现实选择。     

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视阈下的法治德性

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改革背景下,将法治精神融入德性中,发挥参与实践中的法治德性力量,是大学生身体力行现代社会法治风尚的应有之义。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视阈下的法治德性,体现为大学生在大学治理关系中的自觉参与力量、自律参与力量和理智参与力量。现代大学治理改革阶段,大学生法治德性成长面临德性选择、德性需求和德性习惯等新困境,需要利用学生参与治理的实践场域建构法治德性发展路径,即立足于法治思想认知、法治情感认同、法治价值追求和法律行为意志四个层面,从参与治理实践中寻求法治德性的发展。     

基于大学章程视域的大学内部治理

一场备受瞩目并令人期待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多方试点和积极酝酿中。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被推至最前台。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或修订完善,不仅可以厘清大学与政府、与社会等外部关系,实现大学自治,更重要的是,藉此解决大学内部治理中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学校权力与学院权力等改革之关键问题,回归大学的本真,使大学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文学与大学结盟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文学创作者大多是大学的师生.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身二任,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灵性,又使文学创作更具有文化意蕴.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大学与文学的结盟,实际上构成相互哺育的关系.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教师教学行为失范问题研究

本文针对大学教师教学行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大学教师教学行为失范问题关键在于认真备课,提升教学设计水平;严谨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悉心指导,增强课外学习的实效;提高待遇与加强教师职业教育并举等,从而更好地发挥大学教师教学行为规范对大学校风、大学精神和大学育人功能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现代大学特征思考

大学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新生的大学在实践中逐步培育了自己的精神和理念,大学的精神和理念使大学拥有自身的特征。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促使大学从社会发展的边缘走向社会发展的中心,在大学凝练精神和理念的过程中,现代大学也在中世纪大学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大学的特征。     

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正在开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大学,发现其治理体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在外部治理关系、内部治理结构、治理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困境。简政放权、动员社会参与,构建政府、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是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大学治理理论及我国大学的治理对策探析

大学治理,是指调动与大学利益相关的各种力量,使他们之间通过权力分割、责任分担与利益分享,共同为实现大学教学科研的目标服务。我国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中存在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要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进行治理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建议我国从落实大学的法人地位、建立完善的校长遴选机制、扩大学术权力的地位和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学事务等方面着手推进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     

现代大学制度与柔性管理

现代大学制度通过观照人的发展特点、促进人的完善以适合人的生命意义与本质,内在地与以人性化为标志的柔性管理相契合.因此,以柔性管理构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大学柔性外部环境不仅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也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开辟了新的路径.     

生命力建设视野下大学治理结构的滞后与重塑

大学的治理结构支撑着大学的教育质量并维系着大学的生命力。在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中,改变我国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一些滞后现象,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探讨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目的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从生命力建设这个视角不仅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大学治理结构滞后的一些原因,还可以为重塑我国大学治理结构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路径。以生命力建设为视野来研究大学治理结构,不仅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现实需要,更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呼唤。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路径探析

本文在现代城市规划编制及决策过程中分阶段分析了法、德、日三国的公众参与形式,对照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现状,认为应把规划制定决策过程分为从研究规划制定的必要性到城市规划决策的四个阶段,并探索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编制及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有效路径。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小金库问题的几点思考

数据显示,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小金库＂问题还较普遍。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责任追究不严厉等,是＂小金库＂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整治和杜绝机关事业单位＂小金库＂问题,应本着标本兼治的原则,结合＂小金库＂问题的存在原因和＂小金库＂资金来源途径,采取以下几种手段进行治理：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加大责任追究和处理处罚力度;四是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积极性,奖励举报人员;五是加强警示教育,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关于大学英语教师的角色思考

大学英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新的教学模式与教学理念给大学英语教师带来巨大压力。本文从当前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现状出发，探讨大学英语教师角色转变的必然性、转变的内容及其意义，为大学英语教师适应新的教学形势提出有效建议。     

关于大学治理中产学研合作的思考

产学研合作的目的旨在通过整合各方优势、共享资源,使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三个基本方面构成了产学研合作的主体,有着各自的任务、目标、活动过程及运行规律。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润滑剂”角色。政策的支持是激发产学研合作活力的有效手段。产学研合作要正常运行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的创新

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机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现代大学将从"单一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我国行政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导致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方面形成并留下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大学与政府关系不顺,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处于被支配、被控制地位;大学行政管理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学生权力缺失,教师游离于大学治理决策之外;作为社会大众参与大学治理代表的董事会组织不完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主体缺失。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合理配置大学权力、努力推动大学管理决策民主化、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管理、赋予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将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高校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与“教授治学”和谐运行的思考

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探索高校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与“教授治学”相融合的新机制是促进大学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实现党务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和谐平衡是这一机制中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理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划分党政联席会和教授委员会的职责,发挥党政正职和教授委员会主任在各自权力系统中的枢纽作用是处理好党、政、学关系的思想保障、制度保障和生态保障。     

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

在20世纪后期,参与治理被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得到广泛的推荐。但是,参与治理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追求形式民主思路的延伸,是对近代以来政治的民主追求与行政的集权实践的综合。虽然学者们极力证明参与治理是一种更好的治理,实际上,它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变革的要求,参与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它依然是一种包含着治理主体不平等内涵的治理模式,而且在实践上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