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与潘继安先生商榷

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一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全部论证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而不能证实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其对文献的利用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没有说服力;其对三皇五帝古史传说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是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其研究基本上是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部分遗存,因而并不能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其观点。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     

顾颉刚对崔述古史辨伪学说的继承和超越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震动一时的"古史辨"学说,其中有关上古帝王世系和五德终始说等理论观点继承了崔述的古史辨伪学说.然而,在治史目的、方法以及构建古史体系上,顾颉刚则另辟史学蹊径,大大超越了崔述之学;并在"五四"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崔述思想中蕴含的近代因素,在探索真实的古史体系上作出重大贡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探析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于五四运动之后,以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为代表,大胆地对古史、古书质疑与考证。他们先后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神话分化说"等。20世纪疑古思潮经历了由辨伪到考信到重建古史的嬗变,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体系的科学重建意义重大。20世纪疑古思潮中体现出的"求真"精神,应当为史学工作者继承与发扬。     

《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

:顾颉刚与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学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古史辩”与“古史新证”都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顾、王两人的学术渊源、史学方法以及对于后世影响的初步比较 ,指出顾氏疑古思想的复杂层面和王氏古史新证的局限性 ,同时亦指出无论“古史辩”和“古史新证”都是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一种反应     

“首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会议综述

<正>不同的时代给予了历史研究不同的路径与趋势,近年来,活跃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异军突起。为进一步推进古史研究新发展,搭建青年学人学术交流平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14年4月25至26日举行了首届古史新锐南开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华中     

论人祖伏羲与文明的生成

论文从文明起源的"再讨论"入手,在省思文明理论之中,梳理出文明起源论的中国古史叙述,从古史叙述中重新讨论伏羲的文化创设与其文化贡献,进而重新认识华夏文明的生成即中国的文明起源论与"人文始祖"伏羲的文化意义。论文共分四个部分,一、文明起源"再讨论"中的中国古史叙述;二、古史叙述中的伏羲与他的文化创设;三、文明起源视角的伏羲:身与卦及兄妹婚;四、"人文始祖"伏羲的文化意义:华夏文明的生成即文明起源的中国论述。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而是一无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作为西方古典人类学单线进化理论的产物,这些解释不仅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实主义特质,与历史的实际大相径庭,同时也造成对大量古史材料的误读,使古史研究陷入不必要的混乱之中.     

新乐遗址博物馆

正概况简介沈阳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时期聚落遗址。遗址分布面积178,000平方米,重点遗址保护区22,500平方米。目前已经出土并展出了上、中、下三层文化堆积,这些出土文物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新乐遗址是中国辽河流域十分重要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它的发现,填     

遗址保护立法中文物保护单位范畴研究——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第十八条

文物保护单位等范畴是遗址保护立法面对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遗址保护立法的区域划分和保护模式选择。目前人们在理解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上存在偏差或泛化迹象,典型表现在将文物保护单位视为保护文物的单位或者认为其内涵包括周边环境,这不仅扭曲和消解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概念,而且引起遗址保护立法中表述的混乱。通过对文物保护单位等基本范畴的对比,结合地方性遗址保护立法的实证分析,认为文物保护单位是指被有权机关核定为重点保护对象的不可移动文物,建议修改《文物保护法》第十条和第十八条。     

导夫先路: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

在一定意义上,梁启超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导夫先路者之一。在"古史辨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古史辨运动"中的主要学说,还是共同讨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甚至《古史辨》相关几册的编辑,均与梁启超的相关撰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的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古史辨运动"的"学源"问题及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在"新汉学"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

"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对何光岳先生的古史研究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进行学术定位,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未来发展走向。中国古史学界应继续重视古史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遗址--鱼藻池

作为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鱼藻池遗址正面临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冲击。经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发现,鱼藻池具有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是传递金中都皇城、宫城、园林、水系的重要信息和佐证。从中国园林发展史来看,也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遗址之一,也是金中都皇城内宫苑留下的惟一遗址。目前遗址未能得到比较好的保护,主要是决策者没有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决策程序。为此,建议尽可能恢复遗址原貌,建设“金中都遗址公园”。     

略谈半坡、河姆渡和大地湾文化遗址

遗址是古代人类遗留的城堡、村落、住宅、作坊和寺庙等基址。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发掘对后世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见证，同时也是当代发展旅游经济的独特资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考古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约 7000多处，其中已发掘了 400多处。在众多的遗址中，半坡、河姆渡和大地湾等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和意义。 半坡遗址， 1953年发现，此后进行了 5次发掘。位于今西安市东飍河右岸的半坡村北台地上，大约距今 6860年至 6300年。总面积 5万平方米，已揭露 1万多平方…     

高句丽故地与第二玄菟郡考

高句丽故地既不在新宾,也不在桓仁,而在与万发拔子遗址之相邻的通化境内;以通化万发拔子遗址为代表的商周至春秋战国遗存当为小水貊的文化遗存;万发拔子遗址即沸流国故址;通化县江口与桓仁交界处是富尔江、新开河与浑江的交汇处,亦是涓奴部与桂娄部的自然分水岭。平岗山城遗址很可能是西汉时期的高句丽县故址;自安山城城址很可能是第二玄菟郡故址。     

生态视角下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与利用

<正>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位于郑州市中心城区,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千米。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的发现对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商代前期历史、中国早期青铜文明以及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发展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也成为郑州3600年连绵不断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是郑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核心支撑。本文的生态视角涵盖了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方面的内容,不仅关注遗址本体的保护与利用,还着重塑造历史环境氛围,在遗址区域内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辽宁锦州龙台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6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锦州龙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包含有青铜和辽金两个时期的遗存,其中青铜时期遗存发现有两座灰坑,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辽金时期遗存发现有四处房址,23座灰坑。此次发掘为研究小凌河流域历史变迁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学贯中西 体大思精——论《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的学术特色

刘家和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长期以来，先后从事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学史、以及中外比较研究与教学，以治学严谨、功底深厚、学识渊博著称。《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一书，是作者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执著求索、精研覃思、厚积薄发的结晶。虽然以论文的形式结集，但其内容却非常丰富。就所涉及的地域而言，是融中外古史为一炉；就所涉及的内容而言，是纵横捭阖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史之间。综观全书，非但所论多为中外古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焦点”和“空白点”问…     

略论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批判继承前人古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利用,将中国古史学领域内的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进行整合式研究.无论是狭义历史学抑或是考古学都不可能单独构建真实可信的古史系统,但双方在史料性质上的互补,必然要求古史学者将两者相结合,采用不同性质的史料,运用不同研究手段、方法和理论,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模式.在整合过程中,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虽然传统文献与考古资料貌似相合,却不详究,牵强附会,证成己说;二是单独用传统文献或是考古资料能够解决的历史问题,却要将两种史料强行整合到一起.受史料的不确定性所累,反成蛇足.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再探讨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长期得不到科学解决的原因是人类迄今对人及社会的认识还未达到科学阶段。若科学的认识了人类社会在演进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以及社会形态的整体性排他性、抛物线式运动、后来居上、递进式跨越式、"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形似而质异、质同而形异、变革时各组成部分的次序、每一种社会形态与其"母体""子体"的关系等等社会存在及运动的规律,就会认识到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存在及运动完全遵循着和所有有机体相同的法则;五种社会形态皆名下有实,社会之所以显现明显的阶段性,就是以一种社会形态为单位存在、演进的法则所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目了然,秦统一为中国封建社会开端勿庸置疑。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人类学、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的科研基地。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的一处人类起源与进化研究的圣地,其具有科研、科普与旅游的巨大价值和潜力,同时遗址的保护工作也为世人所瞩目。本文分析了遗址的价值、保护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促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