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谪居海南事迹系年

绍圣四年丁丑(公元1097)苏武六十二岁春在广东惠州谪所四月苏拭再贬琼州别驾,移昌化军(治所在今儋县中和镇)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太守方子容来别。十九日离惠州,少子过随侍,长子迈留处惠州。苏轼《到昌化军谢表》:“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四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苏拭《与王敏仲书》:“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实。今到海     

苏东坡与黎族士人黎子云

苏东坡在贬居昌化军期间,甚得黎族人民的爱戴,他对黎族人民的感情也很深厚,这集中表现在他和黎族士人黎子云的关系上。北宋绍圣四年丁丑(公元1097),被贬在惠州的苏东坡又被贬为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这时,苏轼已是六十二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四月十九日,他带着幼子苏过,从惠州起程,至七月二日抵达昌化军(治所在今儋县中和镇)。苏轼初到昌化,过着“食无肉,医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困苦生活。①“出无友”,使他常常“阖门面     

苏轼在琼州的生活及创作

苏东坡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二日再度遭贬,以“琼州别驾”的虚衔,谪居昌化军(亦称儋州、儋耳,即今海南岛儋县),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遇赦北归,在当年还是瘴海炎荒的儋州度过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苏轼在回顾其一生的思想功业时曾概括地写道:“问尔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简短的诗句,表现的固然是东坡的愤激之情,意谓其平生宝贵的光阴、大好的年华都是在谪居和流放中度过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黄州、惠州、儋州”的生活,也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促成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功业”。     

苏轼北归度梅岭诗评析

梅岭,又名大庾岭,为五岭之首,位于粤赣之交,是古代中原入粤门户,过此即为蛮荒之地岭南。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所以历代行经梅岭的骚人迁客多有留题、纪行,发抒感慨。宋代大诗人苏拭就是一例。苏轼于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遭宰相章惇、御史赵挺之和来之邵的迫害,以“讥讽先帝”的罪名,从定州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被再次贬逐,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     

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考论

苏轼一生南羁北宦、颠沛流离,其中南贬儋州乃宦迹的最后一站。他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同年七月二日到达儋州;元符三年（1100）六月上旬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四日到达大庾岭,结束了岭南贬谪生活,回到内地。其间所经行的路线、交游的人物及创作的诗文,班班可考,无不彰显了诗人坎坷的心路历程与丰富的情感内涵。我们通过察考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兼及其交游人物与所作诗文,对深化晚年苏轼研究,探讨宋代交通与文学关系研究均不无禆益。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苏轼与海南黎族

清代的儋州人陈(?)曾在《东坡居儋歌》中写道: 快哉儋耳得先生,悲哉先生儋耳行。瘴雨蛮烟来龙麟,身边独偕子一人。别驾安置昌化军,不比惠州有朝云。子云符林心朗照,戴笠着屐被人笑。一草一鸟会其神,聊将所遇写天真。屋不得住茅庵筑,米不得食思僻谷。看看只剩莲花杯,邻妪有酒无钱鬻。薯芋苍耳岂真佳,下以陶诗充满腹。吁嗟富贵人,变为空乏身。宋帝     

读苏轼在惠的荔枝诗

苏轼咏叹荔枝诗,现存共计十首左右。在二千多首苏诗中,自然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其思想性、艺术性在全部苏诗中,占有重要地位,被历来诗论家和读者所注目。苏轼贬居惠州,前后不到三年。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竟写了五首荔枝诗,在全部荔枝诗中又属上乘,不仅人们喜吟乐咏,“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诗人玉屑》引黄庭坚语)而且最能反映苏轼晚岁谪居荒远时的思想、性格、生活情趣,乃至于政治态度。本文就想透过苏轼在惠州所写的荔枝诗,探索一下诗人此时此地的复杂心绪。     

“海外五逐客”谪琼诗地域特色探微

海南自汉开疆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作为古代中国最边远的州郡,一直以来它都被视作远谪罪臣的流放之所。如: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曾谪居昌化军三年,在海南当地留下了不少遗迹。有着"海外五逐客"之称的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等五人,是较早的在海南留下笔墨的贬谪文士。在他们所作的谪琼诗中,不乏从正面或侧面描写海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作品,这些篇章不仅为后世了解、认识海南提供契机,同时也为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和意境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苏轼熙宁赴杭时期的文化意识初探

苏轼的一生,在生活的激流中拼搏、思考,寻找自己的文化归宿。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第一次赴杭的政治生活及文学创作,是苏轼文化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也可以说,苏轼的人格及其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影响后世,闻名遐迩,体现出东方文化的“苏轼精神”的独特风采,即是第一次赴杭时期的特殊社会心态及创作情绪所决定的;也可以说,他在这种意识驱使下所创造的文学价值,为他后来在黄州及海南时期的创作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系之舟

昨夜外出吃饭，回家时，经过莲湖，看见一条小舟泊在岸边，水浪轻和，舟摇摇晃晃，我想起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写罢此诗两月后，苏轼病逝常州。因是暮年之作，回想平生，尽管有刻骨铭心的沉痛，但语气平静如水。     

“墙外行人”的感喟——苏轼《蝶恋花·春景》考论

苏轼《蝶恋花.春景》一词影响广泛,但其题旨却众说纷纭难有确解。题旨解读上的分歧首先源自这首词系年的困难。论者将本词系于密州、惠州、定州等时期难以成立。考察苏轼大半生创作情况,结合此词所使用意象看,本词当作于词人黄州时期。而细绎文本,则不难发现,这是一首寓有作者政治落拓情怀、意蕴深厚的小词。     

苏轼的流寓生涯与文化自觉

在苏轼人生的后二十年,贬谪流寓成为其主要的生存状态和特殊境遇。在此过程中,苏轼既有与自古贬谪流寓士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生活方式的一致之处,又有比很多失意文人更加清醒和彻底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转变,这最突出且最集中地体现在苏轼对文化的高度自觉和积极作为上,堪称最高典范。他所自言“平生功业”在黄州、惠州、儋州,不只是一般研究者认为系其自嘲自慰的牢骚之语或故作旷达的自我标榜,而是在几个贬谪时期,实实在在取得了文化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并因此成为了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       

苏轼两杭时期散文中的自我形象

<正> 苏轼一生,曾两度任职杭州。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九月,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元祐六年三月,任杭州知州。两次合计,历时四年半。虽然时间不算长,但苏轼一生十次到九地出任地方官,却属两莅杭州的时间为最长,因此两杭时期是苏轼生命中的重要历程。其时散文创作,年月可考者,计有二百三十余篇。这些体式多样(包括记、叙、表、奏议、题跋、书简、杂著等)、题材丰富的散文,有相当一部分, 苏轼于抒写自我、或则无意于表现自我却倾入了自我之中,昭示了自己的心迹、禀性、操守、志趣,发露了其彼时的行动事功,而这内在与外化二者的交合融汇,即使一个两杭时期的苏轼有血有肉的鲜明的自我形象显现在读者面前。     

《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嘉祐四年（1059年）,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共同赴京。苏轼在此次途中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包含着诗人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模糊思考与探索。这一哲学思考成为苏轼重要的人生课题之一,它起源于这一时期,成熟于黄州《赤壁赋》,而《赤壁赋》之后苏轼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哲学思想的发轫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南行集》苏轼诗歌的江水意象中。在此次进京途中,苏轼与江水意象二者之间实现了双重推进。     

人生交响曲中的双重旋律──论苏轼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和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朝为官,直言谠论,主张推行仁政,重视民心;任地方官时,爱民如子,政绩卓著。仁政爱民的思想是贯穿苏轼一生的一条主线。苏轼从小就具有浪漫气质。乌台诗案后,他更以老庄哲学修补自尊、自信,构筑一个新的超脱的精神世界。惠州、儋州之贬后,他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稳定的心智。这种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是贯穿苏轼一生的又一条主线,它与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并行不悖,构成苏轼人生交响曲的双重旋律。     

朝云祭拜尊崇现象文化根源探赜

苏轼爱妾王朝云于宋绍圣三年病殁于惠州,芳骨长留惠州西湖栖禅寺下,其墓历代修葺不已,享祀数百年,文人歌咏之诗文汗牛充栋,几乎喧宾夺主,形成独特的朝云祭拜尊崇现象。这种现象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岭南独特的蓄妾文化及文人士大夫的畸形节操观念与心态是朝云祭拜尊崇现象得以滋生的文化土壤。     

“新时代广东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惠州举行

<正>3月9日，新时代广东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惠州学院开幕，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汇聚惠州，为广东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出谋划策。此次会议由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惠州市委组织部以及惠州学院共同主办，惠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以及广东省革命老区（惠州）研究中心、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论苏轼寓惠、儋“和陶诗”

苏轼的诗歌创作极为繁富,随着仕途升沉,他的诗歌风貌也不断变化。南宋诗人王十朋评他的诗时说:“再闰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奇(《游东坡十一绝》),就阐明苏轼在政治上越遭受打击,而诗歌创作成就越高的这一特点。苏轼晚年在惠州、儋州的“和陶诗”就是其艺苑中的一朵绮丽之花。作为一项有意识的艺术实践,“和陶诗”生长在陶渊明开垦的处女地上,浇灌的是苏轼的汗水,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小东坡”唐庚与苏轼同为眉州人,晚年都有过安置惠州的贬谪经历.他自青年时期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生敬慕.在文学创作上,二人的诗学渊源也有迹可循.具体表现在:唐庚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崇尚简约、精工诗学观念的激赏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再结合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开启了南宋学苏之风,无愧“小东坡”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