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论

首见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从梁至近代,历代文论多从三个方面论"其体源出于《国风》",即词婉意微,温柔敦厚;平淡自然,气敛神藏;古诗浑圆,元气所结.     

古诗英译中人称指示词的作用

中国古诗中人称指示词很少出现,而在英诗中却比比皆是。英译古诗时,译者势必要在译入语中加译出人称指示词来。本文试从人称指示词的添加问题出发,对人称指示词在再现诗的主旨、情趣、重组译文的句式以及隐替专有名词等四个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阐明人称指示词在古诗英译中的妙用。     

《钗头凤》英译中“隐”、“秀”美学风格的传译

刘勰《文心雕龙》中"隐秀"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对中国古典诗词创作和鉴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古诗翻译的审美分析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钗头凤》一词的审美特征,对原词中"秀"词"隐"意在译文中的实现效果进行探讨,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需"隐秀"相宜、虚实结合方能再现原词的风格之美。     

《春晓》五种英译本分析——"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体译诗"

中国古诗由于其独特的音律和句式特点,历来是译界的难题.关于古诗翻译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诗译诗",即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别是韵脚;另一种是"以散文体译诗",即放弃原诗的形式,只传达原诗的意.本文通过对<春晓>五个英译版本的对比,发现"以诗译诗"更能表现中国古诗的美,因此更适合古诗翻译.     

中国与西方就“鸡”表现出的文化差异

文章就"鸡"这个话题,讨论了中西文化对"鸡"的不同看法."鸡"在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但也存在低级猥亵、平庸愚笨的一面.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cock一词并无好感;对chicken一词褒贬各半,指"胆小的"时候用它,提到他们所喜爱菜名的时候也用它;对hen一词,也常用作贬义,只是对rooster有所偏爱.     

抒情场景的重构与抒情角色的重塑——论陆机《拟古诗》对"古诗"的改造

陆机《拟古诗》对"古诗"的拟作并非亦步亦趋地学习属文或只是修辞上的踵事增华,而是有其改造"古诗"之"抒情表现"的深刻用心.陆机拟诗通过对景物和人物动作姿态的刻意强调和有步骤的铺写,对"古诗"固有抒情场景重新构设,拉开抒情距离,将抒情从以"人物感知"为中心转向以"情境营造"为中心;通过对抒情角色的重塑,将"古诗"类型化的人物转化为文人自我呈现的媒介,开启对"古诗"的托喻式解读.陆机拟诗正是在与"古诗"的文本对话中凸显了魏晋时代五言诗抒情范式的转化.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与古诗交叉传播

汉魏古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早期阶段,当时"歌"与"诗"在观念上尚未明确区分,文人对"用诗"与"作诗"也无明确的意识,因此出现了歌辞徒诗化与文人拼凑歌辞作诗等多元的古诗生成方式,以及音乐、文本两种传播方式并存、交叉与相互转化情形。后世文献是在"歌""诗"观念逐渐明晰,文体意识日益增强的观念下进行的,面对汉魏古诗这种多元的生成方式和多种传播方式交叉并存情形,学界产生了对其性质认识上的矛盾,后世文献著录对其或"乐府"或"古诗"的认定,也形成了"古诗十九首"是"乐府"还是文人"古诗"的跨越漫长历史的学术争论。     

《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论

首见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从梁至近代,历代文论多从三个方面论"其体源出于《国风》",即词婉意微,温柔敦厚;平淡自然,气敛神藏;古诗浑圆,元气所结。     

《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研究综述

自<古诗十九首>被编入<文选>,后人对它的创作年代的考证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初对此议论的是徐陵,他认为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以下八首为枚乘所作;第二个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后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由上言论可知,钟、刘二人都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两汉之作,除了刘勰说<孤竹>一篇的作者是傅毅之外,对于其他作者仅是推测未下断语.     

"儒、道、佛"与"意义治疗"

受傅伟勋教授以及弗兰克(Frankle)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启发,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开始研究儒佛道和新儒家的意义治疗思想.本文对儒、道、佛三家的心理治疗思想所作的概括各有异同,儒家用"意义治疗"一词,道家用"存有治疗"一词,而佛教则用"般若治疗"一词.但总体来讲,皆可用"意义治疗"来概括.     

《缁衣》"君以民芒"原义之推论

汉代在整理<缁衣>时将"君以民芒"句中之"芒"字读为"亡",因为难以理解君以民灭亡的意思,故又补上了"君以民存"之句.本文发现,"芒"、"(眩)"、"望"三字都从"亡"得声,而且文献中有具体混用的例子,故"君以民芒"句中"芒"可读为"望".据此本文推论,原来<缁衣>中"君以民芒"之句并不是要说君以民灭亡,而是表达先秦儒家的"民望"观念,这从<左传>和<孟子>中亦可见到.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青年毛泽东与"湖南门罗主义"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提出"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的"湖南门罗主义"口号,它的基本主张是"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以及"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一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综合体,这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近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     

国家安全中的“国家”概念

汉语"国家安全"的两种英语表达State Security和National Security各有长短,难以取舍,因而需要一个把state与nation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英语新词。依据汉语旧词"国家"能容纳英语state、nation和country的高度概括性,给英语造一个新词"guojia",把"国家安全"在英语中表达为"Guojia Security",便能把国家安全学理论要求的"国家"概念的普遍性、科学性与人文性、民主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再论“满俊事件”

成化年间发生的“满俊事件”对明中后期政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文章从明代文献对土达的记载入手，就满俊事件的原因、结果及明廷对土达的安抚及由此而引起的对固原边备的政策调整等事宜进行了考论。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从“物化”到“座架”——试论海德格尔现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哲学轨迹

海德格尔从他的"基础本体论"出发,接触到了"物化"问题.他通过对工具的深入思考,找到了现代技术迷失的根源--笛卡儿的主体哲学.他认为,近代主体哲学采取的抽象化、形式化和合理化的思维方式是"物化"的根源,现代技术和它的体现物--工具,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通过对词源学的探究,海德格尔引出了"座架"一词,从而把他的"物化"理论深入到了对现代生活的整体批判上."座架"的思考方式在当今已经统治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只有"诗"与"思"才能摆脱"座架"的辖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列宁、毛泽东做出了理论新贡献.邓小平则正确处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与"新情况"的关系问题,在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同时,也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实现马克思“货币为人服务”理想的途径和意义

“货币为人服务”作为一种货币理念是马克思在1847年提出的,2004年在《富国律》中实现,间隔138年。期间人们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中欧文.费雪和凯恩斯贡献卓越。经济危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货币发放标准”问题,其答案“货币为人服务”曾经在马克思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可惜被计划体制误解。弗里德曼是首个在货币中引入“人”的人,他使传统的“物币理论”变成了“物币人币折中理论”,“货币为人服务”理念取得阶段性胜利。《富国律》提出了完全的“人币理论”与“模型”,使消灭“失业、生产不足与生产过剩”成为可能,从而马克思所提出的“货币为人服务”的思想得以完全实现。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