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韩非著《解老》《喻老》时“五千言”是否已名为《老子》———兼论司马迁判断的实在性

韩非著《解老》《喻老》时老子著作是否已名为《老子》,学界多持否定之说,此论略为武断。因为仅依帛书并不能判定此前无《老子》书名,且书名不存,《解老》《喻老》又从何而来？正确的方法是通过两部著作之文脉学理的比较与印证来确认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得知：韩非当时已有《老子》之书名,《解老》《喻老》也确为韩非所著     

《摩诃僧祇律》与《四分律》记述故事之比较

律藏中的广律因为是因事制戒,所以保留了许多佛教故事,但目前学界尚较少注意。本文以《摩诃僧律》与《四分律》为例,重点介绍了其中一些精彩故事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较了这两部律藏中记述故事的异同之处,并简单分析了其原因。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老子化胡经》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至少有三点：其一,老子的出生年代;其二,老子如何化胡;其三,老子为何要化胡。由于《老子化胡经》将佛教创立的专利权归属于老子或尹喜,并侮辱了佛教徒,因而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根据佛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佛道关于《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之争发生过多次,其中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元宪宗八年（1258）的辩论很具代表性,道教在这三次辩论中均告败北。老子化胡之说本属向壁虚构,却在中国长期流传,非因其伪而为历史上的某些道教徒所抛弃而屡加利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由于古人对老子和释迦牟尼生平的不确切了解。     

与《人虎传》的对比中看《山月记》

促成《人虎传》转变为《山月记》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主人公形象的再塑造 ;对变虎原因的重新阐述 ;对原著情节的解构。通过分析两部作品的联系与不同 ,从中总结出中岛文学中对于生命、文学、人生的不安及其原因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老子》与《易传》道论学说的比较分析,对《易传》道范畴的内客及特点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肯定了《易传》道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

摘 要:作为源头活水,《周易》充分彰显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和谐思维的特色。阴阳和谐思维是建构《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它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古代先民“五行”、“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周易》的阴阳和谐思维逐渐积淀成尚中求和的思维模式,对其后中国哲学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道”的诠释——论《老子》思想中的科学思维方式

《老子》是中国古代的文本,科学一般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的产物,但是两者所要诠释的最终对象或者探索的目标,都是宇宙的真理,即“道”。哲学具有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就决定了《老子》中必然包含着探寻“道”的途径,与现代科学存在着一致性,包括有机整体思想、动态变化观念和直觉思维方法。《老子》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的三方面,不仅对中国古代科学形成独特的模式具有重要作用,对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仍颇具价值。     

可说与不可说——《老子》道言观再探

《老子》之“道”作为宇宙的最高原理及终极存在,乃无形无象无限之大全;“言”因指涉经验世界而落于形迹。“言”之表达的有限性与“道”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距离与冲突。为了解决“道”与“言”之间的紧张,《老子》提出象征、“正言若反”等言说方式,以方式之改变来战胜“不可说”之困境。然此皆为“方便法门”,惟有于“无言”之静默中方能臻入“道”境。另外,《老子》之道言观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科学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德经》对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影响及其对当代环境危机的启示

中国老子《道德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文章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阐明了斯坦贝克与《道德经》的事实联系。在此基础上以《罐头厂街》为例深入分析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生态智慧在斯坦贝克小说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指出《道德经》有力地参与了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建构,为当代的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论《老子》哲学的“有无同一性问题”

本文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入手 ,以老子对“哲学最高问题” ,即“道”的本体论的阐述作为前提 ,解读《老子》哲学的“有无同一性问题”。首先 ,本文揭示老子认识论主知的特色 ,作为世界本原、始基的“道”以及由它化生的事物与现象是可以认识的。其次 ,对《老子》哲学中关于怎样认识具体事物以及实现与“道”的绝对同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抓住老子认识论中“为学”与“为道”的矛盾 ,最终揭示出老子认识论的消除欲望、放弃实践、超越感性、止息思维、浑然与天道合一的认识特点。     

《文子》与郭店楚简

《文子》与郭店楚简的道儒两家文献都有密切关系。在道家有《老子》、《太一生水》 ,在儒家有《五行》、《成之闻之》 ,其中一些是久已失传或不见于载籍的古佚书。《文子》与这两方面都存在着联系 ,体现了以道合儒 ,兼采百家的融合互补模式。     

《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略论《老子》的文学价值

《老子》是中国道家哲学的开山之作 ,但它同时又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部文人和个体的大型文学作品。《老子》对自然与人事现象的全面而深刻的哲学认识 ,尤其是对现实社会大胆犀利的批判 ,表现为现实主义。它借助丰富、诡谲的想象来充分地抒写自我情感、展示自我形象 ,则表现为浪漫主义。而且在总体上看 ,还初步呈现出两者相结合的特征。《老子》广泛采取和灵活运用了当时南北文学中的各类文句形式和修辞手法 ,并开创了韵散结合的“哲理散文诗”或曰“诗化散文”。这在楚文学史乃至中国先秦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而且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蕴的历史观

关于《老子》的道,应从矛盾中来分析其思维理路的历史展现亦即其历史性。"道"有不可"道"之常道与可"道"之非常道之分,"名"亦有不可"名"之常名与可"名"之非常名之别。正负之间恰好形成矛盾。黑格尔说《老子》之道以"无"或"虚空"为最高本质。若果真如此,那么老子的哲学就真的像他所说"停在初级的阶段"了。《老子》全书重在说"道",而"道"的丰富、发展与致用必须从抽象进入具体;而进入具体之路,首先是由道而理,进而是象与数。要专就人类社会历史进行讨论,那么,"道"从抽象进入具体的途径之第一步,就是由"道"而"德"。"道"经由"德"而在人类社会中显示了具体功能与作用。"德"正如同其来源"道"那样,其自身中也包含了内在的矛盾。综观《老子》由"道"而"德"而"仁"而"义"而"礼"的论证,可以看出那就是一个矛盾在以上诸层次上不断展开、演进的过程,这也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进程。每个后一阶段皆为前一阶段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这样的展开演进的过程就不能不具有其必然性。《老子》从"道"与"德"的内在矛盾看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这在古代中国以及古代世界哲学史上都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     

《老子》辩证的祸福观及现代启迪

祸福是与人生同在的两种不同的境遇、体验。《老子》提出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思维。《老子》辩证的祸福思想有其理论依据，也需要现实条件。它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当今人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组织、国家利益方面，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仍富有现代启迪。     

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中国史著自先秦时代即不乏好奇,但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自《三国志》始有《方技传》等专载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由《史记》到《后汉书》趣尚之变有时代和个人诸种缘由。一方面,史学与史官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一直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文子》是《老子》古注”说辨疑

今本《文子》一书,无论在行文格式还是思想内容上,都看似《老子》一书的注释,因而自元代至今,许多人将该书认定为《老子》的古注。实际上今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是经过后人多次篡改过的,内容、格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致使许多学者将该书误认为《老子》一书的古注。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