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专制政治型态向近代民主政治型态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此转变过程中 ,伴随着西方民主理念的传播 ,民主制度的构建也很快付诸政治实践 ,从中央到地方 ,成立代议机构一时成为民主制度建立的主要目标 ,虽然这在绝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形式。各级地方自治作为推行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全国兴起 ,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地方政治参与。由于晚清时期纷乱的内外环境和地方自治的初次实验等原因 ,地方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层次较高 ,以省为自治单位 ,各省设立谘议局 ,县、乡镇都有民选的代议机关。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首试。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整体水平显得比较低下。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主化进程

构建和谐社会将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高度契合,而且相互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也是公民民主政治素质提高的过程和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整合过程。由于政治文化价值真空的存在、社会组织不成熟、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相对较低等制约因素,和谐社会民主化进程任重道远。必须构建新型政治文化,培育市民社会,完善制度创新,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监督职能,扩大基层民主,使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获得强有力的合法性依托,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最佳张力,以确保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创造性的衔接。     

关于民主化、制度化与发展水平关系的思考

如果从发展水平这一视角来阐述民主化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那么民主化、制度化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当我们评价一个组织或制度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时,一是要以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为基础．二是在探讨政治文化或价值偏好对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影响时,要考虑它们与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的关系,它们是否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或预示着其发展方向的潜在的价值选择。这就是说,一个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或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与当时的先进的、主流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相一致的组织或制度一般具有更高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才能运用经典的制度化理论评估具体的组织或制度。     

论政治参与制度化

本文认为政治参与制度化就是指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和人们参与的时间过程中获得价值认同的模式化的过程。它具有五个特征 :即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参与目的及行为的可期望性 ,价值认同性 ,参与行为的模式化和过程性。政治参与制度化具有提高政府综合治理能力、整合政治参与行为、为政治体系的运行和决策不断提供要求和原料、定期为政治体系补充能量、把公民培养为管理政治社会的政治人的功能     

民本与政治民主化

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之根本的政治学说,其核心是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对民本思想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民本思想是否即是民主思想,或者能否发展为民主思想从而与现代民主相衔接。本文试从历史源流、理论构建、制度规范等     

党代表常任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

由于党内民主具有主导性、先导性、示范性、整合性及可操作性等性质和特点 ,因而党内民主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而党代表常任制已被视为发展党内民主的突破口 ,这可以认为党代表常任制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但是 ,应对有关党代表常任制进行深入的研讨     

清末民初贵州不缠足运动

清末民初贵州不缠足运动兴起,在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贵州不缠足运动的兴起是在全国不缠足运动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使贵州女性的身体得到极大的解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贵州女性的独立意识.     

论互联网络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近年来互联网络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为提高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扩大政治参与的渠道,改变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     

不断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政治合法性问题已日渐成为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于合法性基础的转化,要从依靠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型到依靠制度建设的模式上来。从政治参与制度角度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不难发现基本政治参与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对新型政治参与制度缺乏创新、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未能有效融合是制约当代中国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的制度性因素。因此,构建以完善基本政治参与制度为主体、创新政治参与体制机制以及对非制度化参与加以融合转化为框架的政治参与制度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和策略。     

民主巩固学:民主化研究的新领域

20世纪后期开始的全球民主转型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转型后的新生政权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稳定的民主政治,许多国家出现了政局动荡、民主失范、经济停滞,少数国家甚至还出现了民主的回溯,回到非民主状态。转型后的国家面临着民主建设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民主转型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民主化研究从民主转型向民主巩固的转变,学者们集中关注民主巩固的概念、前提和条件、进程、测量等问题。由此,一些学者认为,比较政治领域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民主巩固学。     

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

清末,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各地纷纷组建铁路公司。滇省绅士也应时而起,创建了滇蜀滇路公司,试图通过滇省自己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公司建立后,他们苦心经营、举步维艰,终因迈不出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这两道坎而偃旗息鼓。与此同时,与英国争路权的斗争,经过绅士的努力取得了胜利,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是否赎回滇越铁路之议中,铁路公司的绅士也较留日学生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晚清女子演说与“新女界”建构的身份认同

1905年对美争约风潮中的女子演说运动,加入了建构晚清女性的性别群体新认同的进程之中:应时事而起的晚清女性演说运动,其语言学习和挪用了其时的政论修辞及概念,女性通过演说议政,建构了自我的国民身份;借抵御外侮的运动,女性以演说为结成团体的动员,以国民团体一员的身份加入新的公共社会之中。由此,晚清女性构建了其家族亲缘外的新的身份认同:议政的女国民团体之一员。追溯女性以演说形式发声的因由,可发现晚清新学中的女学堂教育提供了条件:女学以演说训练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设计了完整的演说课程以及提供校园作为训练空间。此时的女子演说走出闺门的限度到校园、讲堂、私宅的封闭空间内面对同性呼告为止,为五四后辈们走上街头的呼告做了准备。不过,通过文字、图像史料发现,隔绝异性的活动使男性只能臆想女子演说的情貌,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多情善感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加入对新女界面貌的建构之中。     

论洋务时期的行政机构变革

一、洋务时期行政机构的变革洋务运动时期 ,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 ,清政府不得不对原来的行政机构进行一些调整和变革 ,以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先后设置了一批与新形势新情况密切相关的外事机构和军事机构上。下面择其要者 ,分别予以说明、介绍 ,以便于概览此时期行政机构变革的大略情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应付和办理夷务的专门机构于 1 86 1年设立。其官员编制仿照军机处办理 ,设有大臣和章京两级。内部组织由司务厅、清档房及英、法、俄、美、海防五股组成。设置总理衙门的初意是办理外交事务 ,但随着洋务新政的…     

清末新疆学堂研究

天山南北数目众多的各级各类学堂的创立,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教育行政体系,对文化教育的推广和普及、新疆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颇具规模的实业教育培养了大批掌握先进技术的工人,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起步和发展,为新疆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新疆省官立法政学堂、新疆省官立陆军小学堂、新疆省官立中俄学堂等的创立,在培养了大批军工、商业、翻译人才的同时,传播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为新疆后来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清民间思潮

晚清学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形成了民间思潮。它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学领域引起了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这为20世纪10年代民俗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晚清“词语-注释”:汉语欧化与知识建构

晚清"新名词"以何种方式被汉语接受成为晚清言说的重要事件.通过分析"词语-注释"的三种类型--词典、栏目集注和单篇夹注,不难发现,"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从现代汉语生长的角度看,一方面完成了"新名词"被汉语接受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也实践着汉语欧化的不懈努力;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也是晚清知识建构的方式和内容.     

浅谈晚清的平等条约

晚清不平等条约留给国人以深刻印象。在上百条约里,诚然大部分都属不平等条约,但实事求是地分析签约时清政府的动机或签约背景,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中外条约里也存在部分平等条约。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