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

南朝时期,以今湖北地区为中心的南方广阔地域内,遍布着“种类繁多”“部落滋蔓”的“蛮”族。按其族类而言,这些蛮族可分为两大类。“荆、雍州蛮”。据称是“盘瓠之后”(《宋书·蛮传》与《南史·夷貊传下》),即崇奉犬图腾的民族,故别称为“盘瓠蛮”或蛮族中的“盘瓠种”。东汉时。他们主要居住于武陵地区,故又叫做“武陵蛮”。《魏书·蛮传》在谈到蛮人的迁徙活动时写道:“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桃花源”原型在庐山康王谷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究竟应在何处?前人有影响的说法有三;一说在武陵(今之湖南桃源县境),一说即柴桑庐山的康王谷(又名楚王谷,今江西星子县境),一说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笔者认为庐山康王谷说是正确的。持“武陵”说者,仅凭《桃花源记》中有“武陵人捕鱼为业”之句,就硬说桃花源在湖南武陵,并进而以武陵境有桃源县,说桃花源就在桃源县。其实,桃源县初置于赵宋时代,由隋武陵县改称,距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晚数百年之久。至于《桃花源记》中所称的“武陵人”,本是暗指陶渊明自     

“方志小说”探源

历代编志工作者,都注重把广泛流传民间的异闻逸事收集起来,经过加工改制,编入方志,以供统治者察民情,观风俗,惩得失,兴教化的需要。这些异闻逸事,有的类似《搜神记》中的“志怪小说”,有的近似《世说新语》里的“志人小说”,也有的象《唐人传奇》之类的“世情小说”。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仙妓合流的文化意蕴——唐代爱情传奇片论

一仙妓合流,是唐代诗文中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对此现象,学术界迄今未予足够的重视,仅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一文中偶有论及,他在阐述《莺莺传》的别名“会真记”之含义时,指出: 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     

萨都剌为阿拉伯人

陈垣《萨都刺疑年录》说:“萨都刺为元朝著名回回诗人,有《雁门集》传世。萨都刺虽有大名,但《元史》无传,《元诗选》、《元史类编》、《元书》、《新元史》虽各为补传,而碑铭墓碣挽词之属,至今尚未发现。”然《四库全书总目》谓萨“实蒙古人”。与萨同时之孔齐《至正直记》亦言:“京口萨都刺……本朱氏子,胃为西域回回人。”柯绍惫《新元史》本传谓萨为“答失蛮氏,后徙居河间,本朱氏子。”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谓萨为“蒙古人,其祖萨拉布哈,父傲拉齐,以世勋镇云代,遂居雁门。一说本朱氏子,后阿鲁赤养为己子。”王叔磐等《元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柳毅传》断句一商

唐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原被辑入唐末传奇小说集《异闻集》,此集后来失传了,赖有宋李昉等编辑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从《异闻集》中辑进了《柳毅传》,才使这篇脍炙人口的神话小说得以流传至今。小说中洞庭君在得知钱塘君救出龙女的同时吞食了泾河小龙时,说道:“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这句话在最早标点《柳毅传》的《唐宋传奇集》(鲁迅辑校于1927年)中已作     

《癸辛杂识》与《元史》之“叶李”小考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有叶李事共四条,计有“叶李遭黥”、“叶李纪梦诗”、“叶李姓名二士”、“避讳去姓”等。其中“叶李姓名二士”云:“叶亦愚名李”。按此叶李即《元史·叶李传》之叶李。然《元史》却不载其“亦愚”之名号,传云:“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然二叶李实为同一人是没有疑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板楯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年代,此时的南方广大地区主要活动着三支较大的少数民族集团,它们是盘瓠蛮、板楯蛮和廪君蛮。由于年年的争战和不断的迁徙,使三大部族的关系显得异常复杂和纷繁,史书上的记载多自相矛盾。就连马端临这样的大学者也发出感慨;“今按《通典》所叙板楯蛮,魏晋以后之事,《南史》谓之荆扬蛮,《北史》谓之蛮獠,而俱以为其源出自盘瓠,不言板楯。然六朝时蛮獠徙而之北,则亦无由究其源流宗派矣,姑两存之”。杜佑也说:“其后种落繁盛,侵扰州郡,或徙移交杂,亦不可得详别矣”。笔者在此仅就板楯蛮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望得到同仁的指证。     

西汉国家权力对蛮人族群的渗透——基于走马楼西汉简所见无阳蛮人的探讨

走马楼西汉简中官府在无阳组织的垦种,显现出其诱导当地蛮民从事农耕的意图。西汉官府导蛮务农,目的是改善蛮民生计,促使其迁出山谷,同化其语言习俗及改造其心性,以提高国家对蛮人地区的控制力度。随着西汉国家权力对蛮人族群的渗透,到走马楼西汉简所属的汉武帝时代,无阳部分蛮人已处于编户体制之内,其日常生活受到王朝行政制度、身份秩序、国家义务、法律规范等影响,并且与政府官吏常有接触。在习惯并逐渐认同官府管理的同时,这些编户蛮人对汉王朝的态度亦日益有别于游离于编户体制之外的蛮人。     

《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下)

三、郭松年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并非“误说” 从“蛮盛家世汉臣”到“改委清平,用兼耳目,……”这一整段碑文来看,毫无疑问,这是碑文作者蛮盛对其家世的自述。但是,这段碑文所述的家世,并不是王蛮盛的自述其家世,而是蛮盛即蛮利亦即郑回的自述其家世。其所以不是王蛮盛对其家世的自述,我们在上文第一个论题里已逐句逐处提出质疑,并作了应有的考辩;现在,我们对其所以是蛮盛即蛮利亦即郑回的自述其家世,作如下的考释,以证明郭松年在其《大理行记》中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并不是一个“误说”。     

张祜卒年考辨

张祜是中晚唐之际的诗人,以宫词及题咏山水风物之篇著名于世。其生平少为人所知。其卒年亦颇有歧说。《新唐书·艺文志四》云其于“大中中卒”。其后《唐诗纪事》卷五十二、《唐才子传》卷六张祜小传所记亦同。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疑张祜卒于大中六年。谭优学先生的《张祜行年考》(文见其所著《唐诗人行年考》一书)又据张祜有《喜闻收复     

盛宏之《荆州记》校读札迻

盛宏之《荆州记》，南北朝齐、梁、北魏间著述颇见注称，唐、宋史书地志尤多征引。然是书亡佚既久，盛宏之其人生平行状亦不可考。唯《隋书·经籍志》有著录：《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宏之撰。盛宏之，《宋书》无传，南朝人著述中亦未见其行迹，今依《隋书》之著录复考如下：（一）据《宋书》，终刘宋一朝，立临川王仅二见，同在宋武帝永初元年，一为“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一为“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①。刘道规已于晋安帝义熙八年死，刘义庆系绍嗣道规，武帝受命，袭王爵②。盛宏之所侍之临川王，当为刘义庆无疑。刘义庆即撰…     

幻化怪异 喻世讽时──二论《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描写

幻化怪异喻世讽时──二论《聊斋志异》中的动物描写陈炳熙《聊斋志异》正像鲁迅所说，“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因为不同于普通的社会人生，所以称之为“异”。但它实际上却是在写普通的社会人生。它写的以动物本相出现的故事，固然是社会人生中本...     

《南齐书》考疑(五)

《卷一·高帝纪上》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太祖自随,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第4页,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下同。)按:《南史·齐本纪上》亦云:“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启帝自随。”今考《宋书》之《文帝纪》、《萧思话传》,《南史·萧思话传》,萧思话元嘉二十年七月为雍州刺史,镇襄阳;二十二年正月,入为侍中,领太子右卫率;二十四年,改领左卫将军;二十五年四月,复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则元嘉二十三年时萧思话未尝有镇襄阳之事。由是知此云“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者,或为记年有误,或所记人名有误…     

风雅意趣话扉面

扇面书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唐代张彦远著的《历代名画记》记载:三国时期“杨修与魏太祖(曹操)画扇误点成蝇。”再有《晋书·王羲之传》一文中记载了王羲之为蕺山老妇题扇之事。周密《浩然斋雅谈》一书亦载有宋代大诗人陆游应人之请在扇上题诗的故事。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扇面,则是宋朝亡国皇帝赵佶御书的草字绢质扇面,该扇面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扇面书画在明清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当时主要是     

小议“汉赋似小说”

“汉赋似小说”是钱钟书先生研治汉赋时所谈到的艺术见解。《管锥编》引社笃《首阴山赋》曰:“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于是乃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其二老告余曰:吾殷之遗民也。……余闭口而不食。并卒于山旁。”钱先生认为:“观卒命句,则所见乃伯夷叔齐之鬼也。此赋后半已侠,然鬼语尚存百字,《左传》僖公二十年记申生之告,《庄子·至乐》篇托髑髅之言,逊其详情。情事亦堪入《搜神记》《说苑》等书。张衡《西京赋》所称:‘本自虞初’之秘书九百,既匆流传;《三国志·魏书·王魏二刘傅传》裴注引     

“久长”还是“天长”:南宋久长镇的地望考订及其对《宋史》纪事的订正作用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417《赵葵传》校勘记认为:《赵葵传》"时金人陷蕲州者至久长,数十骑出山椒"之"久长"为"天长"之误,"山椒"为"全椒"之误。然细考当时宋金战争之形势,及《宋史》、《金史》其他相关纪传,可知《宋史·赵葵传》之"久长"、"山椒"不误,"久长"即《元丰九域志》所载之久长镇,此镇至南宋犹存。久长镇方位的确认,有助于澄清《宋史·赵葵传》及《扈再兴传》关于嘉定十四年宋金战争纪事含混不明及错误的地方。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