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论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与时代认知

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体现为“天”与“命”的统一;时代认知表现为对天命的认知.朱熹在融合了各历史时期儒家天命思想基础上,对其丰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朱熹天命观不再把“天”与“命”看作是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把“天”与“命”看作统一构成体,他们统一于理之中,以此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天命观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思想、言行、都要适合君之命令,这是人的天命.朱熹天命观的时代境遇还在于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以此自觉的引导人们思想精神,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朱熹天命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这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     

公关中的强求战略

一、更新观念.锐意强求在公关活动中,持“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一宿命论观点的人几乎没有.但是,受这种观点影响,持相近似观点的人还是有的.这些观点主要有:“小而全”、“大而全”的封闭领域中的“万事不求人”的小生产观点;“人不求人一般平”的封建等级观念中的平等观点;得过且过。“不可不     

清代处理藏区赔命价的模式及其现代启示

在当前藏区司法领域,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形成冲突,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隐患。破解此难题,可以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清代中央政府依循“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思路,将赔命价纳入国家法制,利用土司制度解决藏区私人相犯的刑事案件,使赔命价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有益因素。历史的启示是：解决赔命价难题,藏区政法机关需要摒弃单一的“取缔”思维,寻找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之间的契合点和可沟通之处,从而在程序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吸收、在实体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现代化改造,使赔命价为社会主义法治释放正能量。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内涵及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其内涵包括：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经济联系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世界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世界历史同时也是人的解放的历程；其方法论意义是：批判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方法，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历史方法与价值目标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与黎澍同志商榷

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见1984年《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中指出:“历史是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并认为:把历史说成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错误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这是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在《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见     

简论美学学科的形成和确立

劳动创造了人,人类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马克思也曾指出:“这全部所谓历史不外是人类经过人的劳动创造了人类”.而且,“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也就没有人类自身;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的劳动发展史,是生产主体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不断地改造客体世界使之适应主体需要的社会实践史.美学,作为一门以实践为基础、以审美经验为中介来研究美、美感、艺术和审美教育的内在联系与一般规律的科     

超越“物是人非”的文明形态

人与物的关系是理解文明形态的基本视角，正是在人与物的非此不可的关系中，文明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从人和物的关系视角可以将文明分为物非人非、人是物非、物是人非、物是人是等类型，其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相契合。西方现代化及其现代文明形态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造成了人的全面“物化”,在根基处具有“物是人非”的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的是“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它不是简单的扬人而抑物，而是要让物和人都“是其所是”,从而在本质上朝向“物是人是”的理想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张扬基于人的存在理性的实践理性主义，是马克思所谓“历史之谜”的当代自觉解答，实质上指向人类的公共文明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物是人非”的文明形态，这一进程具有无比的艰巨性、复杂性，特别需要一种表现为历史耐心的历史主动精神。     

乐天知命故不忧——论中国文化中的“命”

“尽人事,听天命”、“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箴言,涵育中国人达观、睿智、不怨天、不尤人的平和心态.由此衍生出的“知命”、“畏命”、“正命”、“非命”、“认命”、“制命”和“造命”等观念,无疑是中国文化极富魅力的哲学命题和为人处世的人生指南.     

论黑格尔的人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超越

黑格尔的人学是近代西方“主体性”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一方面 ,黑格尔强调历史作品。人的热情、需要、利益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头等有效”的动力 ,人必然遵循理性规律创造历史 ;另一方面 ,黑格尔反人的“主体性”演绎成为绝对精神的“主体性”。他认为 ,“理性统治世界” ,作为人的自我生成基础的劳力 ,本质上是绝对精神自我否定的抽象活动 ;创造历史的人 ,本质上是思维着的精神 ;而作为人的作品的历史本质是绝对精神得用人的“热情”为驱动力的精神的历史。人完全成为现实、历史分离的绝对精神工具 ,人创造只不过受制于绝对精神并在精神内部进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人历史相分离的克服 ,通过揭示人的历史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 ,扬弃并超越了黑格尔 ,为历史唯物主义人学创立奠定了科学基础。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     

从《容斋随笔》看洪迈的历史哲学思想

洪迈的《容斋随笔》是一部史学名著,奠定了洪迈在文学、史学、考据学领域的重要地位,此书也集中反映了洪迈的历史哲学思想。他一方面强调天命的重要性,认为人间祸福、王朝盛衰都由天命所定,另一方面则重视人事,认为人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二者构成了洪迈的天人观念。在具体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洪迈结合两种写作方法构成了自己的历史方法论,体现了超越同时代历史学家的历史卓识。     

论王船山的形而上道德史观

王船山将历史看作气化流行的过程,历史之本体则是气之本真———道之开展的过程,它包括“天道之本然”生成的自然历史和“在人之天道”创化的人文历史。历史首先是单纯的自然历史过程,然后是包容自然历史的人文历史的演变。真正的历史是人类依凭其“凝道生德”的形而上之人文道德自觉创化的人文历史,由此形成了王船山以“全其质”而“备其文”为目标的创化历史观。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左传》时代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新旧消长和纠结——以晋战胜负描写为例

《左传》体现的史官文化是由巫到史,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处于社会巨大的变革时期的春秋时代,一方面,礼崩乐坏,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受到严重挑战,现实的道德理性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到因果的层面,人的作用凸显到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天命神意,浓郁的宗教恐惧和神秘灾异还占据人们的思维意识,天命决定论也体现在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左传》对前后几次重大战役中晋人作为参战一方的战争胜负描写切入,探讨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人文理性和神秘天意,道德决定和天命控制的矛盾和交织。它们的消长和纠结正是这个时代新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也是左氏的天命观和历史观的矛盾和新探索。     

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及其现代转换

天人合一被中国古代哲学家视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在众多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中 ,王阳明的“人心即天理”、致人心之良知即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 ,是一种更为透彻的天人合一观。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 ,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给我们以启迪 ,而且在哲学思考方式和价值理性方面 ,还可以实现现代转换     

《易传》“性命”思想论

《易传》继承和发扬了孔孟和《中庸》的性命思想,构建起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一方面,《易传》把乾道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以阴阳论的方式来说明乾道如何下贯于人的生命中,成为人生命主体之本性;另一方面,《易传》又强调人要凭借此本性积极努力地做道德修养工夫,以把人之德性生命向上提升,进而参赞天地之化育,并使人与天地三才鼎立,达到“天人合德”的理想境界.     

论秦被封为诸侯的特殊性

从文献资料分析,周王室并没有通过册命礼正式封秦为诸侯,而只是以“誓”这种特殊的形式许诺秦为诸侯。秦在西周末期和春秋时期有强烈的天命思想。秦立畸祭天帝和天命思想的结合是秦的国家起源论,周王室的许诺是次要的。秦被封为诸侯的特殊性也反映了在这一时期的周秦关系中,秦占有更大的主动性。     

人本价值思维方式与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最核心的价值取向。要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确立“人本”的价值思维方式。“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类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等,是“人本”价值思维方式的最重要的双向逻辑展开。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观念,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淬炼,坚持“人天一体”的生态思想,形成“生人自生”的“类”生存意识,是“人本”价值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要素。     

“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王阳明的物我和谐观

王阳明继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理念,提出"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的命题。以为天地万物皆源自于心、统一于心,而心的本质在于良知,在于仁爱;人与自然的协调共处乃是宇宙间的自有之义、本有之义、自觉之义,同时也是至善人格的最高境界。该命题强调物我即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必要性,更强调这种协调共处的内在可能性,这对于面临巨大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来说,无疑可以起到提升信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