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范中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在刑事法律规范中是某些行为犯罪构成和量刑的要素,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影响刑罚的适用。行政处罚作为构成犯罪的要素时,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与之前所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同一性质;时效期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事实。对未经行政处罚的数额累计计算的,累计的对象应当限于同一主体的同一性质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多次行为均未达到定罪的罪量标准的,不应予以累计。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时采用“并行适用”规则,与刑事制裁相同方式的行政处罚折抵刑事处罚,但侵越刑事权的行政处罚对刑事处罚没有拘束力。     

我国退赃制度之立法检讨与重构设想

立法高度抽象化、认定主体多元化和奖励机制随意化是当下退赃立法失范的重要因由。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最终会导致功能上的障碍,造成司法不公,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要建构一种合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退赃制度,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科学的、合乎法治的理性精神,尽快完善退赃立法,以合理定位退赃的认定主体,正确处理退赃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之间的关系。     

新刑法猥亵犯罪立法缺陷探微

新刑法新增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相对旧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包含在流氓罪中）,现行刑法在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方面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然而,虽然新刑法对猥亵罪进行了诸多完善,但在强制猥亵和侮辱行为不合理的并存下导致理论和司法实践诸多争议,犯罪对象的范围过窄以及猥亵犯罪中结果加重犯的处罚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我国刑事驱逐出境的立法检视与完善

国家控制国境是国家主权之体现,然而宪法同样保障外国人之合法权益,而不只是保障本国人,故国家对外国人为驱逐出境之处分时,须注重对受处分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人权保护。在对外国犯罪人科处驱逐出境之同时保护其人权,其核心是追求国家主权与保护人权的和谐化。检视我国对驱逐出境之立法,并考察国外立法对驱逐出境的规定后,可知我国刑事驱逐出境存在着阻却条款普遍缺位、减刑与复权制度缺失的问题。所以,在人口迁徙彼此交融不断加速的今天,尽快以出台司法解释形式,设置阻却驱除出境的条款,并设立驱除出境减刑与复权制度,既是应对外国人在华犯罪的需要,也是保护人权之需要。     

刑法谦抑与轻罪立法：观念调整与立法检视

轻罪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学界对轻罪立法与刑法谦抑原则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刑罚具有严厉性,应将刑法谦抑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的核心理念是最后手段性,传统观点将其他法律的有效性作为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但是,有效性的标准是难以操作的,且有些犯罪并不处于后置地位;宜将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重置为前置法对刑事违法性的预警功能,具体可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区分、前置处罚规范的非象征性、必要程序性要素的配置四个方面实现。判断轻罪立法是否谦抑应附带审查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当前受到质疑的一些犯罪有的并不违反刑法谦抑原则,但有的犯罪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调整。轻犯罪法的制定将对刑法谦抑原则形成挑战,坚守刑法谦抑可能需借助程序机制。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虚拟财产具有传统财产的一般特征,符合刑法意义上财物的概念,因此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能够构成侵犯财产罪.非法获取虚拟财产并非只能构成侵犯财产罪,应当根据不同的行为类型讨论分析其侵犯的不同法益以进行定罪量刑.对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应当根据不同的价值认定方法认定价值,未独立于网络服务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不属于虚拟财产.     

“激愤杀人”的刑事立法初探

"激愤杀人"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已经占据较大的比重,但我国目前对其并无法律的直接规定,也未将其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法定从宽情节,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裁量标准不一。在刑法中明文规定"激愤杀人"行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只有符合无事先预谋性、被害人过错性和行为的当场性三个成立要件的故意杀人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激愤杀人"。在定罪方式上,采取"条文+司法解释"的方式是比较妥当的。在刑罚配置上,要注意考察域外立法以及我国关于直接侵犯公民生命权的刑罚配置体系。     

转型时期人格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引入与推进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犯罪率持续攀升。现行刑法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所来的新问题。我国的法律制度也肩负着为公民现代人格的塑造提供支撑的艰巨任务。在法律制度处于转轨阶段,我国应当将人格理论引入刑法的适用,在定罪、量刑、行刑各阶段充分重视和考虑人格因素。倘若如此,许霆案件量刑畸重的结果则可以避免。从长期趋势来看,向人格刑法理论方向推进是我国刑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试论商业贿赂犯罪中介绍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是指在商业领域中,为谋取利益在经营者、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之间介绍贿赂的行为。这种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但现行法律对商业贿赂中的介绍贿赂行为的规制却不够全面系统。文章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介绍贿赂罪的规定通过扩大客观范围,提高法定刑,增设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途径加以完善,从而合理有效地规制此类行为。     

性贿赂犯罪应写入刑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道德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员的贪污腐败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性贿赂由于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而成为反腐肃贪的热门话题。文章回顾了性贿赂的历史,论述了性贿赂的现状及其写入刑法的理由,旨在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顺利实施,保证我国法制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论我国刑法中关系人受贿主体——以刑法的实质解释为视角

针对“关系人”受贿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和以往的若干司法解释奉行“问题主义”的思路,先后引入了“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人”这样内涵模糊无法明确界定的术语作为犯罪的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实践中令司法陷入不能适法的境地。学者们多从形式侧面对上述术语进行解释,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要准确有效打击“关系人”受贿,应对主体进行实质解释,并用“关系人”统一主体。     

农村贿选治理的制度调控机制研究

贿选作为影响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重要社会问题,急需治理。基于地方政府贿选治理实践的调研,厘析出贿选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并据此构建出“制度调控=制度网络×执行机制×执行意愿”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贿选治理的三重机制：制度网络的构建机制、多元主体联动的执行机制、执行意愿的动力机制。三种机制相互链接,共同构建了一种整合主义的制度调控实践方式。     

浅议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它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的交易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虽然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早在1993年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整个社会对商业贿赂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而现行的各种分散的规定,并未对商业贿赂行为作专门界定,且商业贿赂立法、执法方面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建议借鉴国外反商业贿赂的先进经验,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出台《反商业贿赂法》.     

贿赂犯罪中间人的刑法处理

贿赂犯罪案件中大量存在着中间人为行受贿双方沟通撮合的情况,中间人的行为带有帮助行受贿双方,促使贿赂犯罪达成的效果。中间人介绍撮合贿赂双方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帮助行为,不论是受请托人之托还是受国家工作人员之托进行介绍贿赂的行为都是同样一种行为,在刑法的处理上不应有所区别。我国刑法对于贿赂犯罪中间人的规定分散在多个条款之中,应当区分中间人的身份来进行处理。介绍贿赂罪法定刑偏轻,有待立法改善,此外还应当在该罪当中增加单位主体。     

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初论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部分检察业务中已逐渐得到贯彻落实,然而在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对该政策的贯彻却鲜有涉及。在对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必要性、差异性进行初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贪污贿赂案件查办中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四项工作机制,以期推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权运行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

关于飙车行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主要集中为本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区分,飙车行为构成犯罪的,是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论处存在争议。对飙车行为如何定罪处罚,还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对此,可借鉴港台刑事立法对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结合现行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技术加以完善。     

刑法解释规制论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刑法解释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但法官的刑法解释权不是任意的,应当对其进行规制.具体来讲,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贿赂犯罪侦查之审讯方法

审讯是突破案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一个案件特别是一个贿赂犯罪案件能否成功办理及向纵深扩展,都要靠成功的审讯。审讯的策略及方法多种多样,在审讯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得当的审讯方法,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成功的审讯经验并进行梳理和研究,对切实提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审讯能力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