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龙集到淮滨县:以淮河水运为中心的考察

乌龙集即今天河南信阳淮滨县,位于淮河中、上游,明清两代属息县管辖,其地理位置于发展淮河水上运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淮河流域著名的商业集镇。以历史上淮河水运与乌龙集集镇商业繁荣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淮河黄金水道水运与其流域内中小商业城镇的密切关系,对于当今中、小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水源枯竭与明清卫河水运的衰落

明清卫河是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明清卫河水运的盛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崇祯十三年(1640)以前水运条件良好、崇祯十四年(1641)至清代嘉庆元年(1796)以前水量不均匀、嘉庆元年(1796)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水运条件彻底丧失。卫河水量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是解读卫河水运兴衰的关键。引起卫河水量枯竭与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域内生态环境与森林植被的破坏。     

从官方漕运到货运与客运:卫河新乡段水运功能的历史演变

卫河新乡段发育形成于春秋时期。现在所说的卫河,一般是指今新乡县合河镇到河北省馆陶县的河段。曹魏时期,卫河由黄河水系转变为海河水系;隋朝大运河开通后,卫河作为永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到大运河体系。卫河新乡段的水运功能曾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化:隋唐到宋金时期卫河一直是官粮和货物漕运的直接水道;元代末期京杭直航大运河的开通,促使卫河新乡段的功能开始向漕粮辅助转运转变;清代以后,随着铁路运输业的兴起,其功能更多表现在商品和货物的集散方面。     

卫河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

卫河是海河水系的五大河之一,它在历史上是条重要的运河,在南北漕运中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有利用的价值。卫河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卫河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曾出现一些与它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曹操开白沟,隋炀帝开永济渠,以及明清时期为了解决漕运与灌溉的矛盾对它所采取一系列措施等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对研究卫河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今后卫河的综合治理也可提供一些借鉴。     

财经类高职院校开展商业文化教育的必要性研究

商业文化是商业主体在商业流通和服务领域中通过长期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商业全球化、一体化的新经济时代，传承与发扬我国优秀的商业文化是财经类高职院校商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商业文化教育的开展，将深化当代大学生的商业文化素养内涵，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积极的职业意识，纠正其职业价值观的偏差，强化学生未来发展的思想根基，对于商业文化和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鄂君启节》铭文地理研究二题

历史上中原地区河流众多,水运发达,无论是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还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原地区发达的水系和水运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水运的兴衰变迁与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进而对历史上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中原地区的水运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为此,本刊特邀几位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各自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期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争鸣,促进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明清时期武汉港的商业和水上运输

地处汉水与长江会合处的武汉港,是我国十大港口之一。在运输上有重要地位,一直被国家作为内河重点建设的港口。今日武汉港,是历史上武汉港的发展,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武汉港商业和水上运输业空前繁荣,在武汉港水运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讨

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融资困难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应从国家、企业、商业银业改革等多方面来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新乡段的历史变迁

大运河新乡段是申遗立即列入项目卫河(永济渠)主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大运河形成时间较早、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的河段之一,也是目前河南境内唯一一段可以看到的大运河河道。大运河新乡段历史悠久,始于隋永济渠,明以后改称卫河,历代均为华北平原上沟通南北的重要水道,承担着漕运、灌溉、行洪等功能,对新乡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挖掘其深厚的历史及文化底蕴,对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水运工程对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我国水运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期，暴露出水运工程建设期与运营期内诸 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水域污染严重，大量生物濒临死亡，生态系统逐渐丧失其原有功能等后 果 。具体分析水运工程建设期和运营期两个阶段内对水域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针对性提出水运工程相关的生态保护对策，是实现水运事业可持续发展、保护水域环境的重要前提。     

诚信、勤俭与进取——从明清小说看我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道

我国明清两代,商业得到空前发展,描写这种大背景下的商人和商业行为的作品增多。明清小说中的许多作品展示了我国古代商人特有的经商之道,其中所体现出的“诚信是为商之德”、“勤俭是经商之本”、“进取是经商之道”等进步的商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贾沙颍三川交汇”对明清时期周家口镇经济影响

明清时期,贾、沙、颖三河流域的形成促使中原出现一批新兴转运贸易型城镇,周家口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而凭借其便利的水运条件,转运贸易不断扩大,清朝前期的周家口镇成为河南对外经济联系的基地以及省内商品流通的中心市场,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商业的繁荣与城镇的发展。但是单一商业发展模式致使其落后于近代城市的发展。     

京商研究中的主体性和个性化问题

明清扬州商业繁盛,除去盐业和水运之利以外,深层原因是远离封建统治中心,商业自由,因此私商得以自由发展,商业和文化呈现个性化和多样性.古代京商,商人主体表现不充分,因此经营没有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才能张扬个性.主体性、个性化的真正彰显,是北京现代商人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建国初期新乡地区的引黄济卫工程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乡地区修建的引黄济卫工程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引黄水利工程,也是将黄河由"灾河"转变成为"利河"的开始。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国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筑这项大型水利工程,希望推动豫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这项工程完工后,一方面推动了新乡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了水源保障;另一方面,丰富的黄河水也注入卫河,增加了卫河的水量,确保了卫河在豫北地区水上通道的地位。"大跃进"时期,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引黄济卫工程也给新乡地区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徐州内河航道现状分析及提档升级的对策研究

水运是我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具有运量大、耗能省、运价低、占地少、污染轻的独特优势,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面临的土地、资源、环境等压力日益加剧,积极发展内河水运,充分发挥内河水运优势,已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尤其是2011年国家加快内河航运发展和加快水利发展两大政策的出台,为内河水运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本文结合徐州航道的实际情况,从当前国家内河航运发展的迫切需求出发,研究分析徐州内河航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提升徐州内河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对策,以充分发挥徐州水运优势,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长沙老字号招牌与地域性文化考窥

我国老字号是商业文明的光辉成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众多的老字号.以"火宫殿"为例通过西方的符号学、图像学等研究方法探讨东方传统招牌符号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地域性文化的渊源,对长沙文化及商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与美国内河水运发展比较研究

通过对美国200年内河水运发展过程及其河流开发政策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内河水运发展的特点和作用,并将我国的内河水运发展与美国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我国内河水运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内河河运的思路与措施。     

水运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门槛特征及解释研究

水运作为工业化中后期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江苏省2000—2016年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水运投资和工业经济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水运投资对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分别于2006年、2011年通过了门槛临界点;水运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效应在2006年、2011年门槛发生前后的增加值略小于门槛前后水运投资弹性系数变化值,表明溢出效应是门槛特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水运投资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影响地区间的工业发展水平。     

商业牌匾的传统文化色彩(上)

商业牌匾是我国一种独特的传播商业信息的广告形式 ,它通过巧取文学作品、凭借商联文采、援引成语典故、附丽神话传说、仰仗名人题字、利用趋吉心理、采摘宗教词语、表达报恩情感、显示店家诚信等方式负载着厚重的民族商业思想 ,投射出传统的文化色彩。 2 1世纪的今天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探讨商业牌匾的传统文化色彩 ,批判继承民族广告文化遗产 ,不但有助于中国商业文化宝藏的挖掘整理和牌匾广告历史的研究 ,而且对于现代广告的发展和创新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启迪和促进作用。     

重商思潮激荡下的传统徽墨经营——关于《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的解读

《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是新近发现的一份徽州商业合同,其内容涉及晚清至民国初年徽墨名店詹有乾之经营状况。从内容上看,该合同反映了徽州家族组织与商业经营的密切关系,与此前发现的《墨业准绳》抄本可以比照而观,从而让我们得以从较长时段上探讨传统墨业经营的内部运作。合同对墨号的管理、资本构成及筹措、商业利润之分配、职工的聘请,以及家族组织与商业经营的相互调适等诸多方面,都做了颇为细致的规定。由此可见,随着旅外商业的发展和经营状况之好转,徽商对桑梓故里的利润回馈也有所增加,这对于婺东北村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的序文还透露出近代徽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对传统义利观的反思,是新时代重商思潮的一个重要例证,反映了主流经济思想对民间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