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律和政策何以走出中南海--以“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为例

“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似乎是中国的一个顽疾，也有可能成为妨碍中国梦实现的拦路虎，它反映了在中国久已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监管的缺失使得相关法律法规在实施、执行过程中出现“下有对策”的偏差，直接的影响则是公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本文通过对“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这一“逼迁”案例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治理关系的梳理，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避免类似案例的再次发生，使得政令畅通，国家法律政策能真正走出中南海，走向最基层。     

地方政府合作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永嘉与乐清的供水合作

本文通过对永嘉县与乐清市供水合作案例的全面描述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个解释我国地方政府合作生成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合作是行动者为满足合作需求,建立合作组织,确立和修改合作利益分配规则,并通过一系列机制予以落实的非线性过程。此外,地方政府合作还受到行动者之间的认同、信任和互惠关系,组织环境内部的政策和规划,组织环境外部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精英和大众,以及合作收益的可度量与可分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合作的生成和实施是各种要素和影响因素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     

影响中央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分析

运用政策理论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策本身三方面分析中央政蓑执行不力的因素，有利于探求中央政策有效执行的途径。     

资源约束、角色分化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的案例研究

当前关于政策执行的研究多从政策属性与政府结构来探讨执行差异。然而，为何处于同样层级、同样获得中央财政拨款的地方政府在执行同样属性的政策时仍然呈现出较大差异？基于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案例的数据集观测，本文提出，尽管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时普遍面临着资源有限的约束性条件，但是，为了获得不同类型的资源支持，地方政府在执行同样属性的政策时逐渐形成联合决策者、政治激励者、社会动员者、网络治理者的角色分化，从而导致政策执行模式的差异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执行面临着资源约束条件的政策时，地方政府在建立政治激励机制、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合作网络方面的基础性权力建设至关重要。     

转型期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存在的问题及规范

政府行为得当与否主要取决于制度、法律、政策、外部环境以及政府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体制、机制、法律、政策规定以及辖区人民的要求,其决策行为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特点,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决策行为的应付性。这种行为表现最直接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能是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但是,由于工作与决策的目标和出发点不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及工作决策不一定对所有地方都实用,至少…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以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执行为例

本文用博弈理论研究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为例,分析其中的四方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低收入购房者——之间的博弈状况,探求各利益主体是如何影响政策的执行。     

利益博弈视角下中央政策执行的科层制损耗

在官吏分离的政策执行体制下,中央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由地方政策执行人员而非地方官员决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策执行人员往往会利用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央政策的弹性空间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从而导致科层制损耗。通过分析单个地方政府与多个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得出央地之间的利益障碍、制度漏洞和博弈畸形是形成科层制损耗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的制度设计,以实现治理科层制损耗的目标。     

中央与地方政策共识形成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以分税制决策过程为例

政策共识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重大政策的出台,通常都要经过议程确立、策略互动、妥协折中这一政策共识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不但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政策共识的客观存在使地方分享了中央的政策制定权力。     

我国四级政府创新政策体系下的企业响应策略与行动: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企业如何响应创新政策是政府创新政策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本文以我国6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和扎根理论来探索科技企业对我国中央、省、市、区/县四级政府创新政策及其体系的响应机制,并构建了"认知-策略-行动"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企业不仅会从政策文本中看到政策资源,还能从四级政府创新政策的竞争体系中感知到政治压力和市场压力,并识别出产业信息.并且,不同企业对不同层级政府创新政策的认知水平不同,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使得企业对不同层级政府创新政策采取不同的响应策略.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于我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难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国情复杂,我国政府始终非常重视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拟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角度,探讨如何改善和加强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政府与企业在环保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针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本文通过对政府环保监督管理部门与是否执行环境保护政策的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博弈分析,并且建立了博弈模型,以此分析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均衡,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作为地方政府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的执行工作不仅关系着各级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而且对于群众自身利益的实现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在结合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能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为提升地方政府政策的执行效力提出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政府市场规制、产品消费选择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由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现实情形下系统的均衡策略演化过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相关因素对系统均衡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系统所有可能的均衡策略中,只存在三个稳定的均衡策略,即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策略分别为(市场规制,不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传统产品)、(市场规制,绿色技术创新,购买绿色产品)。(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和消费者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收益是影响博弈演化系统最终向不同稳定均衡策略演进的主要因素。(3)在第一种均衡状态下,产品的基础价值、绿色偏好收益、绿色消费意识和产品价格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主要因素;在第二种均衡状态下,政策收益、规制成本及产品市场需求量是影响政府采取市场规制策略的主要因素;在第三种均衡状态下,绿色技术创新补贴系数、市场规制强度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品牌收益是影响企业采取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方向和边际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理论提供参考,也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借鉴。     

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框架

地方政府行为问题实际上是市场与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由于历史、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比较混乱。改革之初,地方政府确实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做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贡献,然而现在,地方政府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代替中央调节经济的种种行为已经成为了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道路上的绊脚石。可以这样说,改革进行到今天,要改的正是政府自身。因此,构建一个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框架是本文的主旨,这也是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地方政府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地方政府和官员从切身利益出发，对国家政策采取选择性执行、虚假性执行、机械性执行以及被动性执行等，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暴力拆屡禁不止都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执行力不强有着重要关联。地方政府执行力弱化的问题目益严重，由此导致了诸多公共政策的总体效应的减损，削弱了中央权威，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益分歧下的多重博弈与管制失效——宇通客车管理层收购案例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宇通客车的管理层收购事件,发现现行国有产权分级管理制度、国有资产处置收益权利划分制度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目标利益的不一致,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管制方面,地方政府与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等中央级政府部门间有着不同的管制策略,充当了不同的行为角色,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企业合谋采用“司法高于行政”策略巧妙规避中央级政府部门相关管制政策的引人深思现象。案例研究同时发现,宇通客车管理层在与地方政府合谋的同时,还存在多种途径攫取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公司全部股东利益的迹象,以实现管理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当前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责、权、利及其政绩考核以实现各级政府管制目标的统一,以及如何合理协调行政与司法在国家经济管理方面的关系问题是完善国有企业管理、规范公司运作的前提和基础。     

分权过程中加强中央监督地方权力的思路创新

我国中央政策高度依赖地方落实,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责任也越来越大,给地方下放权力已经成为改革趋势.本研究的主题是权力下放后中央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观点是层级制授权体系导致上下级利益共谋,执行监督合一体制和地方政府权力的整体性导致监督无法运行.破解思路是变革监督与行政执行的重叠性体制,解决上下级利益共谋问题;摆脱对“执行型地方政府”的依赖;实现地方权力的功能性分化,为监督提供实现条件.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的制度性原因与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主要表现为行政过程效能衰减、行政协调效能衰减、行政成本隐性膨胀。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我国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主要以政策复制和配额管理作为行政控制和执行策略,其在有效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同时,也对行政机制形成了负反馈,这是基层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结构,建立行政组织间的协调裁决机制,以增强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为导向,将基层"一票否决"刚性要求纳入行政裁决的法治化框架,激励基层干部敢做事、做实事。     

从执行者角度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思考

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执行力低下的现象,本文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执行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执行者的角度,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执行者因素,如个人素质、执行态度等,最后提出提高地方政府执行者政策执行水平的建议,确保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