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梁体"与"歌行体"的形成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七言歌行继承了初唐同类体裁诗歌的创作范式,而初唐七言歌行的成熟则又是全面吸收并发展了汉之"柏梁体"的风格和特色,因而,"柏梁体"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体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柏梁体"之影响表现在御用色彩及颂德功能;由外向内的抒情走势;押韵方式的变化等方面.     

论鲍照对诗歌形式的变革与创新

鲍照是晋宋诗运转关之际的重要诗人。他在继承建安、正始文学的基础上 ,对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开拓和创新。他的创作不仅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 ,而且在诗歌的体式和风格上对齐梁乃至唐宋诗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体矫正"与三十年代速写体的审美发展

通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速写体产生和成熟过程的研究,可以发现文学发展中的"文体矫正"现象,即文体发展对于外力给文体带来的审美损害具有审美"矫正"的反作用。速写体为顺应政治文化环境而生成,"文体矫正"使其发展成为成熟的审美文体。速写体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当时盛行的"思想大于形象"等反审美性的倾向,并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胡煦《周易》注释中"观象之法"的创新与发展

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他的易学涵盖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就胡煦的<周易>诠释而言,他在观象之法方面有较大的创新与发展,这主要包括三种:以体卦主爻说释"往来"、"内外"、"上下"等字词;采用先天图释"遇"、"邻"、"婚"三字;采用月体纳甲说释"西南、东北"、"先甲后甲"、"先庚后庚"、"月几望"等词.在这三种观象之法中,前二者是发前人所未发,第三种则是在传统月体纳甲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先天图和日月交光的观念,从而发展了以月体纳甲说释<易>的方法.而胡煦之所以能够在观象之法方面获得较大突破,原因则在于其方法背后深刻的易学观.     

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

七言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广泛存在于字书、镜铭、民间谣谚、道教经典、医书、刻石、墓碑以及其他文章当中,是一种以应用为主的韵文体式,它与四言诗、骚体诗、五言诗、杂言诗等并存,并以其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显示出独特的社会认识价值,有着独特的发展之路。从汉语韵律学的角度来看,七言诗属于中国诗歌体式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种,在汉代还远没有成熟,也没有进入汉代诗歌的主流之内,但是却为后世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众大"与"大众",勃兴与规范——网络时代诗歌发展的出路

以"第四媒体"网络为依托的诗歌,从备受关注到趋于平淡,它的存在已经不置可否.它与以纸质为媒介的新诗相比,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以网络为依托的新诗就是一种诗歌的新的突破.尽管多数学者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次诗歌空前狂欢的盛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网络时代的诗歌并没有在这种盛景下再度掀起大众对诗歌的狂热追逐--纸质传媒时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对人本位的冲击外,恐怕最深层的还是新诗自身发展的病态--借助政治的力量和"大众"联盟,换来的却是一种被利用的"活跃"与和平的"消沉",因此笔者大胆认为网络时代诗歌真正的勃兴还远没有到来,寻找出路才是当下的题中之意.     

传统文化与现代格律体诗歌的关系

现代格律体是相对于古典格律诗体而言的,它既不同于传统格律体也不同于自由体,而是兼顾二者的特点。现代格律体继承了传统诗歌的因素,表现出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是现代诗人立足于民族本位的文化观在诗学上的体现。传统文化对现代格律体的影响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使现代格律体呈现出与传统诗歌相通的特点。     

"同治中兴"与中法战争爱国诗歌

中法战争爱国诗歌在近代爱国诗歌中"别具一格"。诗歌揭示出"同治中兴"背景下主战派与主和派营垒非常分明,争论异常激烈。由于这次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爱国诗篇中极端愤慨之气喷泄而出,与近代其他几次爱国诗潮相比,中法战争爱国诗歌更多地从"哀其不幸"转向"怒其不争"。在战场上取得一些胜利的激励下,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受屈辱的爱国诗人们抒发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一种扬我国威的"天朝中土"情结。这些特点是近代其他爱国诗潮中较少出现的。     

山左台阁诗歌与"贰臣"诗人

明末清初的诗歌经历了由靡弱到性灵的转变,清朝建立后,又重提经世致用向着师古崇雅方向转变.如果说,遗民文学的风貌代表了鼎革之际的创作风貌,那么山左"贰臣"诗人群及其台阁诗歌的创作则代表了清诗的发展脉络.其既有遗民文学的痛苦呐喊,也有台阁文风的悠游不迫,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浅论《古诗十九首》的美学风格

从美学和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它表现了一种哀美的美学风格,原因之一是受当时社会审美风尚的影响。以哀为美,追求哀情的表现,最初主要体现在音乐艺术中,后渐渐渗入到文学艺术中,汉代的风行不衰。原因之二是受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的影响。作者的人生经历中不仅仅只有痛苦哀怨,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却是相同的,这说明作家的审美趣味的指向是一致的。     

"解诗""用诗"摭论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是解读、阐释作品的重要原则.在"解诗"活动中,虽有解诗者的主观因素参与,但不能任意曲解,应努力使探求结果契合作者作品原意;在"用诗"活动中,往往能突出表现用诗者的创造性.但是,深入理解作者作品原意仍是重要前提,不能很好地"解诗"就不能很好地"用诗"."解诗"、"用诗"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荆公体”诗歌的佛家怀抱

王安石的诗被称为"荆公体"或"王荆公体",是其诗风成熟、成型的表现。所谓"荆公体"诗的佛家怀抱,是诗人知行高蹈状态的诗性呈示。诗人是一个理想家,又恰恰是一个政治家,两个深度的矛盾体而集于一身的事实,洵属史无前例的显例。诗人寻索精神理想的依托,追求具说服力的理性智慧,最终在诗人的视域里,本土诸子百家只孔孟二人,外来文化唯佛陀一家。之于前者,诗人还是看到了孔孟之道未行退而授徒的大儒悲剧;之于后者,诗人领悟了"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无上智慧而衷心向学亦终生受用。"荆公体"典型体制之"翻案诗"则是佛家诗化的智慧;"荆公体"诗之于天下苍生的关怀护佑,亦是"与乐拔苦"的践行;"荆公体"诗之于人类生存资源超前的保护意识和之于自然山水的会心描绘,犹如动人心旌的佛唱;"荆公体"诗在伦理把握上亦近于佛境,始有善恶之判别,因缘与因缘的运动归于和谐平衡,后来即是整体的无善恶,因而,诗人最终无一私敌,无一死敌,同时,其家人甚或奴仆庶几人人能诗,也是诗人佛家怀抱的有情见证;"荆公体"诗在集句、联语方面的创新创获,看似形式技巧的考究,实亦诗人佛家怀抱孕生的花朵果实。     

论刘禹锡诗歌的语言风格

刘禹锡作为中唐著名诗人,"无体不备.蔚为大家",其诗语言能合气骨、情致、韵律于一体,熔豪健、含蓄、明快于一炉.既重雕琢之功,豪宕而不俚俗;又不遗斧凿痕迹,明快而又含蕴.     

"梦一样站立"的歌吟者--浅谈扶桑诗歌的艺术风格

扶桑20世纪90年代崛起于诗坛。作品数量不多，但特色鲜明：以“爱”为主题，展现女性特有的柔性与坚韧；以冷调风格的人格化意象表现抽象情思；以反复低回的旋律与饱满的诗歌构成张力。是真诚而精致的个人化歌唱，体现出一种从容超脱的创作姿态。     

试论贾岛古体诗对孟郊诗歌的继承

孟郊和贾岛是唐代两位著名的苦吟诗人,两人分别在五古和五律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但贾岛的古体诗明显受到了孟郊诗歌的影响。具体来说,贾岛的古体诗只用五言的形式,呈现出奇而硬的风格,有着乐府化的倾向,这三方面都可以看出与孟郊诗歌的渊源关系。     

论张九龄诗的审美风格

张九龄是盛唐之初的重要诗人，其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山水诗和感遇诗中，二者虽在取材和手法上有明显的差别，但在整体上却表现出一致的审美风格，即可用清省醇厚加以概括。“清”主要指语言的清新自然、意象的清洁高雅和意境营造的清淡自然；“省”指的是语言简洁明快；“醇厚”一方面指诗歌思想内涵纯正厚重，另一方面指艺术手法纯熟、典雅，以及基于这两个方面产生深厚的审美韵味。     

《庄子》文体特征与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

关于《庄子》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学界注重"说什么"(思想内容)而忽略"怎么说"(文体特征).本文拟从文类、语体和风格三个层面探讨《庄子》文体特征与古代文论批评文体之关系:《庄子》的"泛文体"与古代文论的"无文体",《庄子》的"寓言体"与古代文论的"隐喻体",庄子的"汪洋恣肆"与古代文论的"形象游历".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钱谦益与晚明宋诗风

天启、崇祯年间,钱谦益在程嘉燧启发下,走上了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创作道路。他在诗序中也多次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这种观念的提出有其特殊意义,“别裁伪体”裁的是七子派和竟陵派,“转益多师”学的是三唐、两宋、金元乃至国初的诗人。钱谦益以其师法多家、兼采众长的诗歌创作,呼应着他的文学主张。清康熙年间,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就高度评价钱谦益出入中晚唐、宋、元,集诗家之大成。本文着重分析钱谦益天启、崇祯年间的诗歌创作,考察他是如何以宋诗为取法对象,实现转益多师的文学主张,从而推动晚明宋诗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