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陶诗中的“松”

青松是陶渊明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之一,陶渊明笔下的松,或表现自己坚定不移的志向,或象征自己的理想人格,或代表田园生活的欢欣自在,成为诗人精神慰藉的所在,是他孤高傲岸人格的象征。松的文学意蕴在陶诗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变得极为丰富充实。本文以陶渊明咏松诗为题,希望藉由陶诗中松的各种意象探出诗人的真实心理层面。     

吟咏自然与批判现实——陶诗意蕴浅析

陶渊明的田园诗揭露了统治者的昏庸无道,批判了污浊的社会风气,鞭笞了统治者扼杀个性自由的行径,体现了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同时也流露了对淳朴民风的热情向往,表现了改造社会的理想主张。他的田园诗,是一个心怀悲悯、孤独寂寞的贤士唱出的乱世悲歌,在看似诗意的田园生活中,透露出强烈的批判意识。     

陶渊明诗《于王抚军座送客》辨证——对李公焕笺注陶诗的反思

陶渊明诗<于王抚军座送客>存在的疑点较多,牵连的问题很多.从李公焕笺注陶诗开始,提出<文选>谢瞻诗"首章纪座间四人",认为陶渊明参与王弘送别谢瞻的宴会,同时,李公焕武断地将<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的首句作了改动,为陶渊明参与王弘送别谢瞻的宴会寻求进一步的证据.从征引文献、考据版本等各个角度,审视李公焕的诸多说法,以恢复<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的首句原貌,实属必要.     

英雄末路以诗传——论陶渊明咏怀诗中的浪漫主义情怀

钟嵘在<诗品>中称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实陶诗大量的咏怀诗是人们探究陶渊明思想感情的另一把钥匙,从中可以窥见其时有闪现的浪漫主义情怀,对人们全面认识末路英雄陶渊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浅析陶渊明诗文中"风"的意象

陶渊明诗文中有很多自然意象,其中“风”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陶诗文中这一现象的研究还较少。本文通过对陶诗文中气象万千的“风”的意象进行梳理,对这一意象内蕴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作了初步的探析。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     

明代书法艺术中的陶渊明——以“吴中三家”的书陶旨趣为例

明代"吴中三家"留下不少与陶渊明有关的书法作品。从书法家的书陶旨趣入手,联系他们的人生遭际与诗文创作,考察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可以印证陶渊明对后代文人士子在心灵和艺术等方面的影响。     

此岸与彼岸的融合——论《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的"永恒女性"形象

“永恒女性”形象与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索菲亚学说”联系在一起。索洛维约夫将“索菲亚”发展成为一种学说,并给“永恒女性”主题注入了宗教想象的激情。梅列日科夫斯基秉承这一传统,对“永恒女性”观念加以发挥,认为它既具有彼岸的神性本质,也具有此岸的属现象本质,是此岸与彼岸融合的纽带,它以“肉体美”与“精神美”的和谐统一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体现着作家对彼岸圣灵的赞美,对爱与关能拯救世界理念的企望。     

“悠然望南山”与“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歌经典化中的“苏轼效应”

宋代大文豪苏轼对于陶渊明《饮酒》其五的精妙解读,对于该诗的经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轼效应"首先在诗学批评领域和校勘学领域迅速体现出来,同时,呈现出由文学领域向建筑领域渗透的倾向,受苏轼解读的影响,以"悠然见南山"意境命名的建筑景观相继出现。更为重要的是,经苏轼阐释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陶渊明形象的独特标志而演示着一种潇洒、自由的生活状态,继而表征一种独立、高洁的人格范式,得到后世文人的普遍认可与积极效仿。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陶渊明诗化了的酒及其酒化了的诗

本文认为陶渊明饮酒生活体现出对“道味”的追求,对“真”的回归,将肉体上的真上升到精神上的真,这种情趣决定了陶酒诗的情感内容体现在对生命的咏叹和对天真的高歌之上,同时也决定了陶酒诗的平淡风格,其诗中的酒味、醉境是冲和、平淡的,是一种物我无滞、物我一体的道境、玄境。     

情以物迁诗以"兴"言——论中西诗歌视域中的"兴"

指出中国诗歌独特的魅力集中体现为对“兴”的重视,认为“兴”反应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而深邃的诗性思维与美学原则,以及一个古朴民族诗意栖居的特质;并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视角重新梳理“兴”这一独特而复杂的中国诗学概念,以此比较中西诗歌在表现方法和文化上的深层差异。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 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大众化"浪潮中的"纯诗"——李健吾在1938-1948年间的诗歌批评

在1938—1948年“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李健吾早期的“纯诗”批评发生了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此考察对于理解李健吾诗歌思想的完整性和“诗歌大众化”浪潮中不同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