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所谓中国近代“儒法斗争”

“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这是“四人帮”利用批儒评法,大搞影射史学,进行篡党夺权活动而制造的一个无耻谎言。他们为了把这个谎言说成是真理,继承了买办洋奴胡适的衣钵,大搞实用主义,把历史看成可以任意摆布的一百个大钱,硬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说成是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并且在他们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批判“四人帮”把辛亥革命篡改为“儒法斗争”“又一次高潮”的谬论

“四人邦”为了三搞一篡的反革命需要,建立了古为邦用的史学体系。他们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一书就是一个黑标本。它把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史,篡改为超时代超阶级的儒法斗争史,胡说什么“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把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保皇的大辩论和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说成是“革命派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同封建买办势力及保皇党的尊儒反法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近代儒法斗争出现了又一次高潮。”     

谈有关韩愈的几个问题——揭穿所谓“儒法斗争”中的一个骗局

几年来,“四人帮”借批儒评法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捏造“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梁效、罗思鼎之流主观地提出什么“革新与守旧”、“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任贤与任亲”等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儒法斗争”的标志,不惜采取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来编造所谓“儒法斗争史”。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他的政治态度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历代对他的论述多,而且争议也较大。在“四人邦”横行的年代里,他们以所谓儒法斗争划线,居然把陶渊明排斥在古代的伟大作家行列之外。现在“四人邦”被打倒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又提起陶渊明的名字。本文从陶     

宣扬唯心史观就是为了篡党夺权——批判江青在批儒评法中的谬论

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令,它对我们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思想。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是有好处的。但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却接过革命的口号,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打着批儒评法的旗号,疯狂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起进攻。他们鼓吹唯心史观,大搞实用主义,歪曲历史,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早在批儒评法的群众运动刚开始时,“四人帮”中的重要成员江青就别有用心的抛出了     

批判“四人帮”虚构“儒法斗争史”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搞影射史学,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虚构出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疯狂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反动逻辑是:历史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斗争史就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儒家都是复辟派,法家都是反复辟派,以此影射攻击     

试论《诗经》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及其评价问题

《诗经》三百五篇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占有很大的比重。正确评价这一部分诗篇,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前几年,在“四人帮”大刮以儒法为线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黑风时,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这股黑风的影响,在进行所谓“诗经问题上的儒法斗争”的研究中,全盘否定了《诗经》中的恋爱婚姻诗篇。他们认为,这一部分诗篇“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     

“九儒十丐”不是指社会等级

“四人帮”曾把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后来批判“四人帮”时,有些文章说,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元朝的“九儒、十丐”。这只是凑合了两个“九”宇,实际上是不确切的。 元朝统治者主要搞民族压迫,把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朝统治地区的人,第四等为南人,即南宋统治地区的人。至于各民族内部,则只分“平人”与“贱人”,亦即平民与贱民两等,并没有分为十等的说法。因而所谓“九儒、十丐”,并非实际存     

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所以，孔子才批评管仲“不知礼”。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孔子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构的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帝制时代的儒法合流；未来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     

论地主阶级从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转变

纵观中国儒法斗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对儒法两家的态度明显地有着三个不同的大阶段:春秋战国到秦,地主阶级是尊法反儒的;到了西汉前期中期,变成了“霸王道杂之”,基本上还是搞法家路线,但尊儒倾向逐渐发展;西汉晚期以后,地主阶级打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旗帜,孔孟之道成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因而也成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是地主阶级从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三部曲”。儒家思想本来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新兴地主阶级所反对的,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了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主要精神支柱?我们要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     

试谈苏轼的思想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有影响的作家。由于他的思想比较复杂,所以对他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的。在“四人邦”大搞文化专制的时候,用所谓“儒法斗争”的公式概括一切领域的问题,一些“邦用学者”说苏轼是“两面派”,是“投机派”,于是苏轼的面目更加不清楚了。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苏轼的思想及其文学成就,是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肃清“四人邦”流毒的一项课题。下面谈谈我们浅薄的看法,供同志们讨论,希同志们提出批评。     

启动道德经济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 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一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不仅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社会发展。道德不仅是行为规范,也是…     

“以德治国”不等于“人治”

有人担心实行以德治国会不会走上“人治”的老路。实际上 ,“德治”可能变成“人治” ,但并不必然地导致“人治”。“德治”是不是会变成“人治” ,关键在于搞什么样的“德治” ,怎样搞“德治”。只要我们坚持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实行以德治国 ,就能有效地防止“德治”变成“人治”。     

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的铁证

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是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四人帮”的一大发明。他们曾经挥舞着这根魔杖,把古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搞得混乱不堪,把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篡改得面目全非,把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搞乱。罪恶累累,为害极大。“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炮制者“四人帮”一伙,曾大言不惭地宣称过,他们这个观点     

“鬼精灵”的小偏方

作家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是个“群聊”的地方，但作家虻于写文章，很少光顾这里。有一天，作家忽然身感不适，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他患上了糖尿病。糖尿病是“富贵病”，打针吃药搞了几个月，作家觉得毫无效果。再没心思写作，作家开始出门散心。他来到了小广场，就听一个人眉飞色舞地在那里讲故事，     

历代儒家军事思想批注

一定的军事路线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并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儒法两家在军事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和儒法之间的政治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反动儒家,在政治上推行一条复古倒退路线,大搞“克己复礼”;在军事上则实行“以礼治军”的反动军事路线,把“礼”作为治军之本,把孔孟之道作为反动军队的精神支柱,极力鼓吹虚伪的仁义道德的反动说教,向军队灌输没落阶级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把军队变成忠于反动统治阶级,屠杀和镇压革命人民,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工具,以实现其“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林彪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在军事上继承了孔老二“以礼治军”的衣钵,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腐蚀人民军队,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蜕变成为他们一伙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由此可见,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历史上儒家的反动军事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为了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彻底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他的思想基础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总结儒法军事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八部队政治部理论组与我校中文系部分师生一起选编了《历代儒家军事思想批注》。现刊载于此,供大家批判参考。     

读胡适先生的两篇著作

本文就胡适在本世纪３０年代所撰《说儒》及《楞伽宗考》两文作了分析。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为研究中国儒学和佛学史的人铺平了道路；但两文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把老子说成是“老儒”即其中之一。另外，胡适对盗取宗卷者表示“感谢”，则使人“百思莫解”     

怎样估价近代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从捻军战争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关系谈起

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四人帮”别有用心地鼓噪儒法斗争时,连农民战争也硬塞进儒法斗争的模式。梁效之流宣称:农民战争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开辟道路论”。1975年,叛徒江青在大寨胡诌的一篇居心叵测的“讲话”里,也东拉西扯地大谈农民战争。她极其浅薄轻蔑地说:农民起义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投降的投降,“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做了皇帝就是了。”言外之意,老调重谈,“开辟道路论”而已。就在这通“讲话”里,江青把清朝称“满清”,把韦昌辉的反革命暴     

羞耻感在淡化

知耻害羞而脸红,乃是文明诞生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兽类的题中应有之义。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倘论骂人,“无耻”二字大概是再重不过的了。 然而稍稍留神就不难发现,这种人人都不可或缺的羞耻感正在淡化,有的人甚至已经丧失。其表现如:“损公肥私,吃公家的拿公家的玩公家的,似乎白吃白拿白玩乃是一种“本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坑人骗人,造假卖假,搞假烟假药、假年龄假文凭、假学历假     

古为帮用的铁证——从对霍光等人的歪曲,看“四人帮”批“宰相儒”的险恶用心

“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总结儒法斗争经验的幌子,阉割马列,愚弄群众,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涂路中,一贯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受毛主席信赖和群众爱戴的周总理,是他们不可克服的巨大障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骨干分子曾疯狂地叫嚷:“不搞掉周总理这个偶象,老的去不掉,新的上不来。”这就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