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冲突与调和

婚姻是一种对性的管理制度.性权利是婚姻权利的上位概念,婚姻自由是性自由在婚姻制度下的要求与状态.长期以来,性自由的"污名效应"使权利的诉求不得伸展,同时也导致了对婚姻自由的片面理解.性自由权理论包含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而婚姻自由中二者的对立成为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主要冲突."婚姻自由"通常仅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被使用,与之相应的"婚姻不自由"揭示出积极自由缺位时消极自由所处的尴尬境地.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融合是后现代法学发展的趋势,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调和主要通过降低婚姻的进退成本和增加婚姻的输送机制与替代机制两条途径来完成.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放宽离婚的条件与立法规制非婚同居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隐私权与自由

在原始社会人类用兽皮、树叶等物品将自己身体的敏感部位遮盖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尊严.隐私意识最早起源于羞耻心萌发,这一种本能的维护尊严的反映,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保护隐私的观念.自由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对隐私观念的形成是有积极作用的,隐私权旨在合理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保障私生活自由,消灭自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个人隐私权的剥夺.     

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

儒教中国的没落对儒教的存亡、发展提出的首要挑战是制度问题.儒教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是制度转换或制度更新的问题,即儒教如何在现代性的基本政治理念的框架下给自身以一个恰当的定位、并能够积极地安置自身的问题.儒教退出公共领域这一历史性事件客观上为儒教走向独立、摆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提供了可能.儒教藉此可以顺利地完成自身的制度更新,一改以往长期对世俗政治的制度依赖,建构自身独立的制度传统.这不仅是一项历史的任务,更是儒教精神之超越性、独立性的内在要求,是儒教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是儒教的自我主张.自由、民主将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中首要的道德担当(moral burden).儒教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契,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推动一个社会走向自由、民主,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完善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实践.     

存在的悖论：摆脱束缚与逃避自由

自由意味着摆脱束缚，是具有较高价值的人学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由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迁，自由演变为孤独、恐惧，成为现代人不得不逃避的精神负担。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剖析了这种现象。逃避自由表面上是逃避孤独和无能为力，实则是逃避成为自己。此外，逃避自由也是一种由意识形态生产出来的社会现象。弗罗姆提出通过自发性的劳动和爱来实现积极自由，使个体成为自己。这一方案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层批判——弗洛姆《逃避自由》解读

<逃避自由>一书是弗洛姆运用精神分析学分析社会问题的杰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以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冲动"为出发点,深入剖析了社会人群关系中所形成的冲动和欲求.但是,他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弗洛姆通过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境遇的考察,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精神疾病,为现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出了积极的途径和设想.这体现了弗洛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的处境的深切关怀.     

纪律与现代性--从韦伯与迪尔凯姆的观点看

自由和纪律是现代性的关键特征,但长期以来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偏向于解放的话语,对纪律化维度重视不够.福柯对纪律社会的谱系学分析,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对现代性的纪律化层面的关注.本文以两位经典社会学家即韦伯和迪尔凯姆有关纪律的论述为焦点,分别探讨了他们在纪律与自由关系上的不同观点.韦伯认为,随着以纪律为基础的科层组织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现代人将越来越失去自由,成为铁笼中的奴隶;而迪尔凯姆则从人的双重性和有限性出发,强调纪律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其间的差异,既体现了他们理论取向的不同,也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使然.     

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与马克思哲学的自由观——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

如何理解人的自由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不是抽象地看待人的自由本质,而是将其还原到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市民社会构成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为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马克思基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域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超越了仅仅停留于总结近代市民社会物质运动规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与从抽象出发批判近代市民社会的德国哲学传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双重视域批判”的积极成果,创造性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正是借助于“异化劳动”这一分析工具,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现代奴役制本质和人的自由无法实现的社会现实根源。同时,立足于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马克思给出了扬弃近代市民社会、实现人的现实自由的实践方案,即共产主义运动。     

论社会责任的弱化

该文是英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哲学奠基人蒂特马斯的一篇经典性文献.该文在英国首创"福利国家"体制历史背景下,紧密围绕福利哲学的公平、平等、自由、选择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福利政治学的政治权力、国家角色、经济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责任承担等基础议题,以私营保险和附带福利为典型案例,深刻分析自由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端及其对国家政治权力、社会福利政策、公民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致命性负面影响.这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问题日趋严峻,一味美化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浪潮,国家责任弱化和削减公共服务,尤其是国家、市场、社会、个人责任的社会划分成为国家最重要政治和社会政策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战略规划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期望的历史使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历史、现实、理论和政策的参考意义.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由与法制——兼评“法制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文章围绕消极自由概念,厘清了相对于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相对于共和主义自由的消极自由以及道义自由与人身自由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尼格.西蒙自由概念的不足之处,以及他关于法律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一自然法主张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