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思考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侵蚀党的肌体的毒瘤,反腐败必须反特权。围绕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探析了特权的内涵、表现和危害,特权存在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关于特权的政策界定,提出了反对特权的对策建议。     

封建“官当”制度与官僚特权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和心理的典型体现,是“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表现;“官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王权高于一切的官僚政治的供养,愚民政策的约束,伦理政治的箝制,为“官当”的存在提供了条件;破除封建特权思想、“官当”思想,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官当”存在的社会条件。     

文学“感伤”：时代主流话语里的艰难表达——孙犁的《琴和箫》和一段沉痛“肃托”史

孙犁小说《琴和箫》蕴藏了一段沉痛的“肃托”历史，但是这点被作家敏感的文学个性及表达层层遮掩。文章从其不断的历史叙述及其蕴含的矛盾中，发现了这段历史与文学伤感的真正内涵，揭示了作家对主流话语中的某些因素怀着深层戒惧。     

论“内圣外王”之道

该文介绍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历史演变，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文章认为，“内圣外王”之道，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概括了社会历史活动对立统一的矛盾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创造性突破，为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真正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十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曾一度引发过广泛且持久关注的“山药蛋派”，的确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审美现象。从今天来看，它实际上经历了从生成、发展、繁荣、衰落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作为历史的“山药蛋派”，已经获得了进入“经典式”研究的可能。不论是从“史”的角度进行价值定位，还是在“领域范畴”进行现象描述，都为研究者的结论趋向“科学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历史的价值定位，总是从对历史的客观性清理中开始的。本文就试图完成这个基础性工作。一、命名的“夹缠”在各种研究文章中，把以赵树理为首，以马烽…     

“再造京剧艺术辉煌”质疑

“再造京剧艺术辉煌”质疑刘梓钰《中国文化报》于今年１月２５日发表了高占祥先生的文章《再造京剧艺术辉煌》。该文是高先生１月９日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文章高度评价了梅、周的艺术成就，论述了梅、周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     

努尔哈赤“血亲复仇”思想及其实践

迄今为止，在研究和评价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及其思想的众多文章中，仍有一个问题为人们所忽略，就是努尔哈赤“血亲复仇”思想在他统一女真族、建立后金国家战争进程中，曾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多次提到在美洲易洛魁...     

关于“以人为本”中“人”的问题的思考

在讨论“以人为本”的时候，学界有人把这里的“人”理解为“一切人”。文章认为，不论从党的文献、从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还是从党的宗旨和目标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看，“以人为本”中的“人”，都应理解为人民群众。     

浅议“文章”体裁在年鉴中的运用

《镇江年鉴》自1994年以来,除刊登文件外,先后在专文或专栏中选编80余篇文章,从不同侧面记述镇江的历史与发展,有效提高了年鉴质量,得到社会的好评。本文试结合实际,进一步探讨“文章”体裁在年鉴中的有效运用。 年鉴中文章的类型 文章一般指篇幅不很长的单篇作品。国外年鉴中选登文章较为普遍,如美国的《科学年鉴》、     

试论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的根源

阿Ｑ“精神胜利法”作为“国民性”的弱点，在中国历史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探讨其形成的根源，对于在更深的层次成揭示阿Ｑ性格特征具有一定的社会、思想意义。文章通过从不同角度的透视，剖析了阿Ｑ“精神胜利法”形成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以及特定的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关键词     

评墨子“非乐论”美学思想

作为我国先秦时代最早论述音乐问题的专题文章，墨子的《非乐》篇集中探讨了乐与生产、乐与治国、乐与人民、乐与传统、乐与娱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反映了当时庶民阶层的美学要求，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下层人民美学思想的第一个雏形。尽管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墨子的美学思想中确实有着急功近利的局限，但其所急之功、所近之利，均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在理论上开启了“关心民众”的现实主义美学的先河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普“晚在莆中十有八年”考

陈普“晚在莆中十有八年”在各类史籍、方志频繁出现，学者大多援引为常。文章以《石堂先生遗集》为据，从陈普的生平经历、交友圈、弟子门生出处等考辨陈普与莆中的关系，以期较为真实地反映宋遗民陈普的历史原貌。     

中国“反文化”概论

人类文化创造出的“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步积累，人类的历史是“正历史”与“负历史”同步演进的。反文化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揭示匡正“负价值”“负历史”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中国古代具有反文化品格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孔子等。先哲们以特殊的语言揭示了人从“无”中走出，而在“有”中消亡的“负历史”轨迹，他们均从精神上保持了对物质的“反骨”，抵制物欲对人心的渗透。中国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高品位反文化含量的运动。鲁迅、毛泽东均具有反文化的品格。在商品大潮涌动的今天，尤其需要有为的高品位的反文化的参与和匡正，呼唤真正的“精神贵族”！     

论中国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顽固性

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两千几百年的漫长岁月,处于缓慢发展的过程之中。其以长期性、停滞性为表象的顽固性,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当承认,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     

“重写历史”刍议

此文认为历史学是史实的客观性和史家的主观表述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所有的史学成果都带有主观性，相对性，没有一种历史学是终极的历史认识，历史被不断地重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史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沿续几十年的历史学“定本”中找不到他们所关怀的问题的答案。史家应顺应时代的需要，承担起“重写历史”的使命回应社会转型对史学改革的呼唤。重写历史的关键是重构历史理论，重新审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新的历史观念编写新的历史著作     

也谈“学术研究规范”

“文革”结束以来，思想解禁，学术空气空前浓郁，学术成果累累枝头，出版界每年向读者提供的专著以千万计，报章杂志发表的论文，数量更大，常令读者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在这样热烈的情况下，难免呈现某些无序混乱的现象。自葛剑雄、曹树基在去年《历史研究》第１期上发表一篇措词尖锐的书评以来，《文汇报》在今年１月２日发表了曹树基关于“学术研究规范”的几点思考，４月１７日发表了宗和《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的文章，同时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两杂志在北京召开以此为题的研讨会的专门报导，４月２０日…     

释“斡脱克”

蒙古历史上有许多千古之谜,其中成吉思汗的陵墓地,概是其一。正像日本一代蒙古学学者小林高四郎所言:“关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点,一向就觉得暖昧不清。张相文和屠敬山二氏,曾经为着这件事作过有名的反复争辩。”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也撰文对成吉思汗墓地作过一番讨论,可谓洋洋万言(参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总第48辑,1982年8月)。总之,关于成吉思汗的真陵问题,国外蒙古史学者们啃尽各种文献,作过种种猜测,但他们企图找到成吉思汗真陵的意图,皆为徒劳无功,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史料,为他们的论证提供各家均能赞成的根据。所以,近年来在历史文献上的争辩,已作罢休,人们只期待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评胡适的“人权运动”与背离“民权同盟”

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以《新月》刊物为载体，联合罗降基、梁实秋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倡导起“人权运动”，尖锐地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胡适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历史意义是应当肯定的。１９３３年胡适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并担任了“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即与“同盟”的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发表与“同盟”相左的政见，以致被“同盟”除名。胡适为什么于１９２９年发动“人权运动”能够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并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而到１９３３年却在加入“同盟”之后又与“同盟”唱反调？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历史实践的矛盾中探讨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既反对“暴力专制政治”．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由与容忍”①，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左右两难，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摇摆，并只能以失败告终。     

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教科书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于2009年公开面世。这部教材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思想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必将对中国高校的原理教学产生重大影响。但如何客观评价这部教材在教科书体系改革方面的历史地位呢?我们以为,必须要以史为鉴,只有把它还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流变史中,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它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基于此,本刊集中编辑了这组文章,详细分析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传播及其中国化历程,科学总结了我国近30年来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历史经验,客观评价了这部教材在教科书体系改革方面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我们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文中的一些观点并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