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     

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与社会整合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以参与包容性、讨论平等性、制度权威性等鲜明特征,大大增强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提高了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合程度。必须不断完善完善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各项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公共协商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责任感,提升社会整合水平,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乡村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路径

研究乡村协商民主是政治哲学协商民主理论的深化拓展。乡村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出现了平等困境、包容缺陷、共识局限与效率瓶颈等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乡政村治"与宗派传统的体制张力、社会分层与经济压力的乡村现实、制度匮乏与政府主导的机构规制、协商文化与自组织羸弱的社会基础。化解乡村协商民主困境的实践路径在于:群众路线与协商型政府的塑造回归、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协商制度与协商机制的科学取向、市民社会与协商文化的协同培育。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论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定位

20世纪后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要看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协商民主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一是西方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原有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异;二是政治环境的差别。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并不相悖,虽然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对于中国民主是有益的,应该借鉴和吸取。协商民主能够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善于领导协商民主。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提高基层民主质量的重要方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丰富协商民主理论、建设和谐乡村、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等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任何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都不是绝对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也不例外,同样会遇到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困境主要包括具体运行制度的水平不高、参与主体的质量低以及协商环境不够充分等,成为制约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发挥的主要障碍。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体运行制度、提高参与主体的质量、优化农村基层协商环境等手段成为完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当务之急。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实践平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引领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发展。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四大机制,即党建理念灌输机制、基层组织嵌入机制、平台共建机制和业务对接机制。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落地必须搭建四大实践平台,即组织动员平台、协调服务平台、听证议事平台和智慧协商平台。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生活方式视域下中国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与践行困境

中国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践行困境。基于生活方式的视阈,中国协商民主面临了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社会多元化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前提提出挑战;社会不平等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基础提出挑战;参与规模的局限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广泛性提出挑战;主体理性的有限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提出挑战。此外,由于人们没能从生活方式的视阈来看问题,导致了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困境,包括协商结果狭隘化、协商主体精英化、协商程序形式化和协商意识淡漠化。     

协商民意测验与基层民主：浙江案例

内容提要温岭市泽国镇2012年公共财政预算民主恳谈。尝试大众、精英和镇人大代表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参与。这一协商民意测验,对于创新中国基层民主形式、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改进和完善协商民意测验,应回答与谁对话、怎样找到对话对象、以哪种形式对话三个问题。     

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刍议

协商民主是一种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民主协商可以与公共决策相勾连.从民主协商的本真性旨趣与工具性价值来看,在公共决策过程安置民主协商可以提升决策质量,增加决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政治过程来看,协商与决策之间存在着填补的空白地带,需要通过协商范围的厘定、协商规模的设计,以及建立偏好转换、协商终止与意见聚合等协商机制,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     

国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综述——现实启迪、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

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上,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以协商为取向的四种理性思考,并对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政治作了多维的理论探索.关于中国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和基层层面的民主恳谈等的性质判断和发展趋势,则是观点纷呈,分歧较大.方向的选择、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建构,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正方兴未艾.     

论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

基层民主是奠定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在基层,重在基础。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但和谐社会应当是能够有效疏解社会矛盾的、安定有序的社会。民主之所以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它是恰当而稳妥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一种可靠机制。因此,实行基层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     

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在西方民主理论中,消极保护个人权利与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造成了强调消极保护与强调积极参与的民主理论的此消彼长。但事实上,二者不能完全分立,需要找出调和他们的方案,参与式民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协商民主理论——为寻求消极保护与积极参与提供了平衡机制。虽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西方民主的演进有着本质区别,协商民主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但对中国仍有诸多启示：一是通过公共协商机制,加强基层民主,促进公民的有序参与,循序渐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二是采取选举与协商并举的民主模式,在完善选举制的同时,加强公共协商,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有效机制。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分析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亟待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完善基本法律法规,提升网络立法的技术性,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升政治权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网络监管。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的契合分析

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高度契合,协商民主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拓宽新兴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拓展立法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拓宽基层民众政治参与渠道,拓宽社会组织政治参与渠道。协商民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协商民主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有助于建立维护群众权益的长效机制。     

试论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治理、参与和决策等三方面。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则表现为协商民意调查、协商日制度、公民陪审团制度、21世纪城镇会议等。由于协商民意调查和公民陪审团的运行成本相对不高,所以其在中国实践推广的可能性更大。协商日制度和21世纪城镇会议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适用困难。前者在西方也主要存在于思想实验阶段,而后者在中国适用的困难则在于其对基础设施和技术平台的较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