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乐府诗的民族融合景观

庾信的乐府诗生动地描绘了南北朝时期多民族融合的生活图景。庾信的乐府诗以其仕北生活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乐府诗虽以汉文化为主导,但"胡音"因素已然不自觉地渗透到其诗作之中,少数民族的生活与事物构成前期乐府诗独特的文学意象;后期乐府诗以"胡汉交融"的多民族文化为创作背景,丰富的民族生活无疑激发了庾信的创作热情,他将自己纯熟的声律理论与多民族生活紧密结合,创作出特有的民族融合的文学景观。     

齐梁乐府下萧统和刘勰的乐府观

南朝乐府诗的创作可谓达到一个鼎盛状态,《文选》与《文心雕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文选集和理论著作.《文选》在"诗"大类下又设"乐府"类,书中对乐府诗的选录反映了萧统本人的文学好尚;《文心雕龙·乐府》是在乐府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论专论,其关于乐府诗演变的论述清晰地反映着刘勰个人的乐府观念.结合萧统和刘勰的经历及所生活的齐梁时期的乐府制度与文学风尚,可以窥探两人的乐府观.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辽金时期的乐府诗述论

在辽、金227年的文学史上,乐府诗创作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现象。辽、金的乐府诗创作,不仅相当繁荣发达,而且成就也堪值称道,其中如萧观音、刘迎、王郁等诗人的乐府诗,就都是这一时期的精品之作。而金代乐府诗因为有元好问这样的文学大家参与,就显得更为引人注目。以歌行类乐府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大都可配乐而唱,是辽、金乐府诗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的特点。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印度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透析

现代主义小说是印度20世纪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各时期的创作成就分别以泰戈尔、阿葛叶与布特代沃·巴苏和"新小说派"作家群作为代表.泰戈尔实现了印度小说叙事手段的现代性转型;阿葛叶和巴苏为印地语、孟加拉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得到繁荣发展的"新小说派"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合本土小说叙事基因,强化现代性诉求,坚持立异标新,对印度文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建安诗歌的发展,是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诗这两大源头交汇融合而高潮迭起的过程,是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转化的过程。学术界对曹操在这转化过程中的贡献,有些漠视甚至无视,我们应重视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论白居易曲词写作的词体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等人的词体写作,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在客观上成为链接宫廷到民间的桥梁,也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纽带,在推动民间曲词兴起的同时,又将盛行于民间的一些文学形式汲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新乐府诗三三七的句式结构直接对词体的句式方式产生了影响;自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     

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论

从本质上讲,南朝文人乐府诗不同于非乐府诗的写作特点在于它的虚拟性。非乐府诗所写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当下感知的情境;乐府诗则因其写作的拟代传统而形成对当下情事的疏离,所写内容多出于臆想和虚构。这种虚假化的写作方式对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的艺术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拟＂使意象具有递相沿袭的特点,＂虚＂则形成了意象的装饰性和象征性特征。同时,随着诗坛风尚在齐梁时代的变迁,南朝文人乐府诗中也表现出了某些写实的倾向,这些诗中的意象多是具体可感的。     

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探析——以李睟光为中心

在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中,除了李睟光明确以＂古乐府＂来命名、研究之外,其余研究者如洪万宗、许筠、李翼等大都称＂乐府新声＂、＂乐府＂、＂乐府诗＂、＂歌词＂、＂歌曲＂等来标识和品评。李睟光注意到乐府体制的演变、发展与衰亡以及乐府文体批评中的辨体意味等;洪万宗所注重的是乐府及其变体中的音律的不同;李翼重在乐府探源,并且从唐代＂新乐府＂的声调、格制、色彩的文体角度,区别了朝鲜乐府模仿创作与中国乐府创作的差别以及不足。这些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家所进行的乐府文体批评,标志着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

通过对日本上代歌谣(记纪歌谣和《琴歌谱》所载歌谣为主)中“振”与“歌”等命名法的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中“行”、“歌”以及“变歌”等的关系,从而说明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日本上代歌谣在由口传到笔录的过程中,吸收了类似于中国乐府诗歌的分类法,对部分歌谣进行了分类和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