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对行政责任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高官问责等。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新制"已经在我国出现,但远未形成系统的制度化支撑体系。良性的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要集中体现问责的目的性、责任的明确化和手段的规范化。行政问责制度的建构不应该忽略行政救济体制。     

行政问责建制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的“助推器”——以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行政问责建制探索为例

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建制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逐步将该制度推向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这也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助益,其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之双重维度上。同时在制度要件与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中还不断孕育和提升着行政问责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更深层次迈进。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论行政道德的制度化建设

行政道德是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应遵循的具有行政工作特征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加强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行政问责的范式变化: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行政问责范式较为简单,问责内容一般被理解为在政治授权体系基础上形成的责任回应,研究方法一般采用解释性方法.现代行政问责的研究以罗美泽克的研究成果较具有代表性,罗美泽克以"期望管理范式"取代了传统的"对责任的回答范式",罗美泽克的研究价值在于从概念、研究方法和体系内容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揭示了现代行政问责范式的基本架构.笔者认为现代行政问责范式的发展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现代行政问责范式正处于形成阶段.二是现代行政问责范式正处于多种范式竞相发展过程.三是现代行政问责范式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某些起到突出影响作用的范式.     

行政问责对象范围的界定——从行政义务角度切入

从逻辑关系出发,行政义务孕育行政责任,行政问责以行政义务的违反为其逻辑前提。因而,行政问责指向的对象范围囿于行政活动中违反行政义务的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行政义务包括公务员法上的工作义务、行政职责和领导职责隐含的义务,为此,行政问责的对象范围即应当限于违反公务员法上工作义务的公务员、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之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和不履行领导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无缝隙行政问责运行机制的构建研究

无缝隙行政问责既要实现行政问责启动、执行和救济三个机制的无缝隙对接,也需要对行政问责启动、执行和救济全过程的无缝隙监督。因而,无缝隙行政问责机制建设包括行政问责的启动机制、执行机制、救济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内容。构建无缝隙行政问责运行机制,其问责启动必须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问责执行要以政府绩效考核为前提,问责救济制度需要与问责效果考评制度相结合,问责监督应借助网络平台实施全过程监督。     

略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具有道德和法律建设的学理依据 ,体现了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要求。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必须以行政伦理道德的基本层次为基础。当前重点应加强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且治理难度也很大的腐败现象以及“准腐败”现象的行政道德法律约束。加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有效利用道德和法律两种资源 ,对于规范行政官员的行为 ,提高政府权威和形象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法律的完善和道德的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问责:法治政府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行政问责制的依法问责,对于夯实国家法治基础、规范问责、实现问责实践法治升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厘清依法问责的法理依据,分析依法问责的时代意义,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依法问责,必须通过问责的法治文化、法治理念、制度体系、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才能实现。     

试论行政问责文化的构建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自律弱化、民主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普遍存在。只有从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等方面大力构建良好的行政问责文化,才能保障行政问责制的顺利实施。     

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基于首次土地行政问责73个案例的分析

为遏制土地违法,规范土地行政行为,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土地行政问责制。在研究2011年首次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后续发展情况时发现,73名官员已悉数复出,但存在复出时间模糊、复出过程不透明、复出门槛低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官员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不规范不仅会降低土地行政问责的惩戒、警示作用,更会使公众对土地行政问责制失去信心,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等措施,对土地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进行规范管理,以此来增强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论行政不作为的政治问责

行政不作为的政治责任是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成员因自身或下属行政不作为而应承担的政治上的不利后果。该责任源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政基本原理,同时,政治—行政二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也为其提供了理论注脚。国外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的常见形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职务罢免,主要问责机制有质询机制、辞职机制、倒阁机制(罢免或撤职)、选举机制等。完善中国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制度,落实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必须实现行政不作为政治责任的法制化,同时应健全以异体问责机制为重点的行政不作为政治问责机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问责机制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行政人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对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中国封建社会行政问责主要围绕特定的问责主体和客体展开。问责主要有举、弹劾和告等形式。受质询者在接受质询者的问责后,一般按规定的时间采取验问和推辟等形式,对检举官吏行政违法的问责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案验,调查事实真相后向上级回复。对构成行政犯罪的官吏移交司法审判机关进行验问,根据责任的大小依法确定不同的处罚形式,主要有行政处分、开除公职、赔偿损失、追究刑事责任等。     

行政问责——规范如何舞动?

国家环保局长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辞职,这是行政问责制的体现。但被问责的行政官员是公务员身份,对其惩戒必须依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行政问责是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但缺乏程序上的规定,出于对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明确行政问责的程序性规定。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制度化自律与道德驱动自律的结合

阐明了行政伦理的含义、内容;分析了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探讨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即制度化自律和道德驱动自律的有机结合。制度化自律实现途径为:完善公务员的任免机制;完善法律、行政、政党、舆论和群众监督机制。道德驱动自律的实现途径为: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和行政伦理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