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与治理环境

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考察了治理环境对公司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地区治理环境指数与公司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低,但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这种相关性不显著;地区法治化水平与公司董事会独立性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董事会独立性越高;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对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无显著影响.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外部治理环境、行业管制与过度投资

基于法与金融理论和管制俘虏理论,外部治理环境和行业管制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在定性分析不同行业管制情况下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过度投资关系的基础上,选用2001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描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区域分布特征,构建外部治理环境与过度投资关系的OLS回归模型,分别以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样本对OLS回归模型进行分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呈现局域空间集群现象,非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尚无规律可循.在管制行业中,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非管制行业,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过度投资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中,各地区的法治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最大.     

治理环境、政府控制和控制权定价——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治理环境、政府控制对控制权交易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较好的治理环境会降低控制权的交易价格;对政府控制企业的控制权定价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对控制权的支付价格越低。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治理环境对控制权定价的负向作用在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影响更大。本文对理解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有益视角。     

盈余质量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质量和资本成本一直是西方实证研究的热点,以2001年～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DD模型和Jones模型计量盈余质量,检验公司盈余质量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显著影响公司资本成本,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按照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能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媒体监督与法治环境约束盈余管理的替代效应研究

中国存在显著的法治进程不平衡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的法治环境明显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部分法治环境薄弱甚至是法治失灵的地区，政府会努力提高法治水平，而市场则积极寻求其他非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随着中国传媒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媒体在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的曝光和处理过程中，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媒体监督职能日益被社会大众认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探索媒体监督和法治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媒体治理理论和法与金融理论，以2009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OLS回归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构建媒体监督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媒体监督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治理中的作用，探讨媒体监督对盈余管理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分析媒体监督和法治环境共同作用下的治理效应，并对研究中涉及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可以有效约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受到媒体监督越多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随着媒体监督的加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由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媒体监督和法治环境在盈余管理治理中存在替代效应，较强的媒体监督可以减少由于法治环境薄弱而诱发的盈余管理。 研究结果表明在转轨国家中媒体监督是约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有效路径和法律外的有益补充，这为推动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公司治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军经历影响高管行为选择和管理风格,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采用2004-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样本,以盈余管理程度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反映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民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国有企业则不显著;制度环境影响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表现为所在地区政府干预越弱时,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越大;高管从军经历与MBA教育在影响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替代效应,且从军经历具有更为重要的稳定影响;管制行业民营企业高管从军经历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我国企业高管从军经历对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拓展高管异质性影响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2-2007年的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发现:提高公司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增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适当的董事会会议强度可以减少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及中介组织发育水平越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越合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的公司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两职兼任、独立董事比例、委员会数量对公司透明度均为无显著影响;会计绩效越好、资产负债率越低,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越规范。     

审计费用、高管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费用越高,上市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与高管无政治关联的公司相比,高管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政治关联削弱审计费用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但并未削弱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提高审计费用可以更显著地抑制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此外,相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显示,审计费用主要通过提升审计质量来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文章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外部审计与政治关联的博弈结果,为优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投资期限与公司盈余管理

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期限与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关系视角,分析不同投资期限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使用Gaspar等指标,把机构投资者分为长期机构投资者和短期机构投资者,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3-201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期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与预期一致,长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体现其公司治理效应,即与盈余管理及正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短期机构投资者比例越高,越能体现其投资的短视行为,即与盈余管理及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长期机构投资占优和短期机构投资占优分别体现其公司治理效应和信息交易效应,说明只有长期机构投资者才能参与公司治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提高长线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和建立长线机构投资者的激励机制才是当务之急。     

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与治理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信产业演进的证据

本文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间关系这一研究问题寓于作为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电信产业演进和改革过程之中,通过事件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在搜集中国电信产业1949年-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1997年-2007年发展数据以及对其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公司治理环境和治理行为的发展过程遵循间断均衡演进规律;中国公司治理行为呈现对治理环境的整体跟踪与滞后效应,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对环境产生影响;治理环境与治理绩效具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以及战略能力的提升是治理缋效提升的前置因素.     

执政环境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全面审视我们党的执政环境、顺应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作出的.目前,我们党执政的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变化,把握这种变化,以制定相应对策,营造有利于执政的社会环境,不断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     

企业治理权的配置:内外部治理的成本收益假说

内外部治理的成本收益假说说明利益相关者的内部治理权和外部治理权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性关系,而影响这种替代关系的关键要素是非专有的专用性资产、内部治理成本和外部治理成本。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从泛化治理到分化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演变,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试图用从"泛化治理"(diffused governance)到"分化治理"(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转型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的总体过程。在分析和解释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模式和重要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由泛化治理模式向"中央管大事、地方管小事"的分化治理模式的转型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推进未来改革的建议。     

董事会治理评价、治理指数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

在优化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状况进行指数化评价,并对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数及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治理质量趋于改善,独立性有所增强,但整体治理指数仍然较低;行业因素、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即行业的竞争性越强董事会治理质量越高,当控股股东为职工持股会和民营企业时董事会治理指数较高;不同董事会治理机制间存在替代效应,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单一董事会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缺乏显著性和一致性,但作为一个整体,董事会治理质量的改善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据此提出改善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The Case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paper focuses on some organizationaldynamics that have characterized the pharmaceuticalindustry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whenbio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sciences have defined a new technologicalparadigm, reshaping many aspects of theindustry, especially the organization ofinnovative activity. We suggest an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of some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s the increasedimportance of skilled scientists within firms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organizationalalliances for the division of scientific labor.Following recent theorizing on corporategovernance issues, which points out theintrinsic organizational and relationaldimensions of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processes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we propose a roleof the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mentioned above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 turn, aninfluence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arrangementson innovative activity. We recall more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ive a broaderinterpretation to the relevant variablesproposed. Further, relying on more recenttheories and on literature on firm's boundariesand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we proposeindustry-specific variables forpharmaceuticals, including internal settings aswell as relations with external actors.Preliminary empirical support is given to ourhypotheses, concerning a panel of large US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Special issue on Governance and accounting regul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