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基于要素-技术-制度框架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化趋势加快;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会发现人口压力是近代农村地权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而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近代化轨迹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有很大差别,“学而优则仕”,“学”与“政”的高度统一,虽适应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的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内涵,加之后期科举考试制度设计渐趋程式化,对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甚微.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产生了启蒙教育思想.在晚清,近代科技与教育甚至被统治者提高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锋地位.20世纪前后,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教育法律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教育法律制度,颁布学堂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规范近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法律近代化与律师公会制度的建立

《大清律例》是传统法律的集大成者,但康乾时期仍开创了“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修例原则。近代中国发生“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晚清政府反而停止了修例,表明传统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转型的近代社会。“以夷制夷”没能有效地治理外国人,反而丧失了“治外法权”。为废弃“领事裁判权”,晚清政府移植、模仿西方律师制度,启动中国法律近代化。近代西方将律师界定为自由职业者、律师公会为非政府组织,近代中国在定性自由职业者与社会组织性质的同时融合了中国元素,建构了国家与律师公会双重治理模式,规范了律师公会治理体系,建立了律师公会制度。     

论近代翻译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从中国小说的近代发展历程线索和中外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碰撞与融合,即近代西学翻译的背景来看,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影响表现在5个方面：汉语语言的通俗化、创作技巧的革新、功能的嬗变、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创作局面的繁荣。     

近代尺度下的洋务运动再析

中国近代化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撞击而发生的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同西欧国家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迥乎不同;洋务运动在这一转型中的步履维艰,乃至最终失败都与其对宏观历史时代"近代尺度"内涵的不能正确把握有关.     

晚清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与助推国家近代化转型探析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异乎往古的,这也推动原本作为社会治理补充的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型为致力于地方兴革的近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公益在承袭传统慈善精蕴的同时,吸收西方传入的公益理念,且关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逐渐发生重组与变构,最终在戊戌维新时期萌发与传播,并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晚清所兴地方公益,其内容涵盖推广新式教育,兴办实业学堂;开展医疗卫生;改善城市交通;创设消防组织;改良社会弊俗。地方公益事业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助力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推动政治近代化进程、促进经济近代化转型、助推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演变、激发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     

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的时候出现的。它经历过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以人本的视角审视近代社会的变迁——评赵慧峰著《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

近代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其特殊所在,人们往往用“转型”二字涵盖。对于这个转型的近代社会,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如经济的转型、文化的转型、制度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等等。赵慧峰近著《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超越社会领域的一般层面,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与“人群”直接入手,诠释了中国历史由中世纪到近代的流转与演变。其特色如下。第一,以人统事,叙事为人。历史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在遵循一定规律的前提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对历史的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结构的变动为启动点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杜会转型的性质、趋向及归宿。转型期的经济结构是由新旧、中外诸种因素和二元混合机制构建而成的。这种构成机制赋予中国近代经济结构明显的中介性质，而这种中介性恰恰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过渡性的特色。近代中国经济二元混合结构于本世纪初成型，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完全无序化。这种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无序化和发展变革的多元取向，给近代中国人民的选择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惑和迷惘。     

选择与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社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会通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文化传统的消极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曲折坎坷，留下了思想文化的教训。     

论我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内外部因素

直接影响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内外部因素包括出版市场的扩容，著译队伍的壮大，知识分子的出版职业化，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商业流通的改善等七项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影响中国出版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合力因子。     

论晚清民初中国婚姻礼俗观念的近代化变迁

晚清民初时期,随着西风东渐,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婚姻家庭观念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直接引起了该时期国人婚姻与家庭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由古老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文章就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为题进行研究,意在从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社会,认为没有教育的近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近代化,而没有辛亥革命又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政治的变革。进而证明在近代中国“只有革命化,才能近代化”论断的正确性。     

中国工商管理机构的近代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政府管理体制的建构中没有专门的工商管理机构。近代以来,为了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更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近代工业化,晚清政府开始建立近代工商管理体制。中国近代工商管理机构的近代沿革变化反映了中国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业化转型的历程。     

近代中法债权债务关系的起源和开端

本文认为,公行制度时期广东十三行与法商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是近代中法债权债务的起源,1861年福建巡抚瑞瑸先后两次向包括法国洋商在内的各国洋商借款,是法国对近代中国贷款的开端.文章还对这笔贷款的诸要件进行了考辩,近代中法债权债务关系由双向到单向的变化,以及法国对近代中国的第一笔贷款的性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目的,都体现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程和这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风俗的转型

晚清以降,西势渐强。在近代中国这个特殊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在社会风俗上也出现了重要的转型,并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近代的嬗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变化,学术界以往较多关注于宏观上,至于乡村社会包括市镇的变迁则研究较少.如果对乡村社会变化缺乏了解,那么,也就难以对宏观有准确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对南浔的社会结构(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传统的江南市镇在中国近代转轨过程中如何变化发展.研究发现,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相比,南浔社会结构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并且只是局部上的变异而非整体性的转型,但是,这些变化本身表明高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了,并开始向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演进.     

论中国哲学的前近代启蒙

明末耶稣会士引入的西方学术文化 ,与当时中国社会崇尚实学的社会思潮相结合 ,引起了中国哲学在天道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一系列具有近代性质的变革 ,孕育出中国哲学在向近代形态转型之前的近代性气质 ,从而构成了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     

20世纪前期广州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广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变迁起步较早,20世纪前40年是其基本实现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时广州近代工业部门与商贸金融机构及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它社会经济近代化转型的主要标志,也是其各方面进行近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这些离不开广州毗邻港澳的对外开放,及广东官员之倡导推动和华侨与国内资产阶级商绅的支持参与.这三者优势的整合发挥,不仅保障了广州能在全国近代化城市的演进过程中稳居领先地位,而且对东南沿海地区(尤其城市)的近代化转型具有示范性作用.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