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贫与NGO扶贫的比较

文章对政府与NGO非政府组织在扶贫领域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政府与NGO各自的优劣势以及相互合作的基础,找到了政府与NGO合作实施扶贫的模式,为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于农村社区扶贫类NGO 可持续 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目前,多种因素导致我国农村贫困原因复杂化。为了配合政府职能转移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以及探索新的扶贫思路,NGO参与扶贫开始受到重视。由于资金使用较为灵活、试错成本低以及在扶贫点上动员和参与作用较明显,NGO在启蒙农民的公民意识、提供社区公共产品和将农民重新组织化方面能发挥作用。然而,我国NGO相关法律法规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扶贫类NGO也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探讨的课题。文章将一些致力于公共卫生防治、环境保护的NGO也纳入广义的扶贫范畴而加以分析,分别从NGO组织内部的公益宗旨、理事会治理结构、组织目标多元化、人力资源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探讨了当前农村社区扶贫类NGO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     

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 ——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为个案

社区生态旅游(CBET)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战略之一.从社区主导理论出发,研究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模式发现,CBET社区参与中南非主要有NGO引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三种典型模式,"多主体协同"是未来南非乡村社区减贫发展基本走向.本质上,社区参与模式主要以赋权社区为核心,通过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为村民参与乡村减贫提供合法渠道,通过塑造社区共识和内在凝聚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一致行动与实践框架.与南非社区主导型扶贫模式不同,中国扶贫进程是在"强政府(主导)—强社会(参与)"框架下推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扶贫治理共同体是中国未来乡村振兴本土化智慧方案.     

NGO参与政府的村级扶贫分析——以江西省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在宁都的实践为例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是我国政府扶贫资源首次向非政府组织开放、我国扶贫事业的创新举措。但这个试点项目也还只是一个探索,是一个创新,能否推广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完善。NGO等公共组织参政的村级扶贫实践将进一步促进扶贫的进程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NGO参与社会治理：适应、困境和出路——以L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

汶川大地震中形色不一的NGO积极行动,为研究NGO参与社会治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NGO与政府合作开展灾害治理,在互动过程中相互适应,同时NGO在此过程中也会面临多重困境。以L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在分析L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适应关系基础上,着重分析了L组织参与重建时面临的信任困境、理念困境、诉求困境、管理困境和适应性困境,在此基础上运用合作主义理论探讨了NGO在参与社会治理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构造。     

论NGO职能与政府职能关系重新定位

在一个国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能重心必将沿着"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发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然不能包办一切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寻求一种非政府力量与之合作管理社会。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因素,NGO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在我国,政府与NGO之间的关系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NGO职能和政府职能之间关系现存问题的讨论,阐述新形势下二者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NGO参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研究

NGO高效灵活的工作方式、重要的专业知识以及工作人员较高的工作热情和志愿精神在环保、扶贫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认为是＂农业二次飞跃＂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从NGO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出发,基于它们在我国的发展实践,找出两者可以合作的基础——帮助农民致富,构建了NGO参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新模式——NGO不仅担当着＂牵线人＂的角色,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销售渠道的问题,同时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支持、观念引导、志愿服务等。     

“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非政府组织建设路径研究

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推动了NGO的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NGO的参与不仅是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需要,也是塑造良好形象、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效果的需要,同时也为我国NGO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借鉴英、美、日三国政府如何培育NGO“走出去”的做法和经验,我国NGO的建设,在政府层面上,应加大支持力度,改善发展环境;在NGO层面上,应增强自我管理能力,推进能力建设;改善自我形象,获得认同与支持;建立多边互动机制,立足当地发展;建立国际网络,提升国际化水平。     

我国农村NGO生成的体制起因探究

以经济理论为思维工具,分析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以及农村NGO以其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等属性优势,对弥补＂双重失灵＂发挥的积极作用,阐述农村NGO成为市场与政府以外资源配置的新方式是农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以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从构筑新型的农村社会组织、营造农村新型的体制规范和秩序、培育农村社会的新型公民主体、凝练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等层面,发掘农村NGO产生的内在机理,解读我国农村NGO的逐渐兴起是新农村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关于中国NGO法律政策的若干问题

1990年代以来,NGO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NGO相关的法律政策环境无疑成为影响其进程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基于对我国NGO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历史过程和现状特点的理解,对围绕我国NGO法律政策环境的一系列问题,诸如NGO的法律地位、概念界定和分类体系、登记管理体制、税收政策、社会监督机制、政府财政支持、人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和系统的分析,试图从总体上搭建一个有利于培育、发展、规范NGO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为下一步推动国家制定和完善有关NGO的法规政策提供参考。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治理:作用、困境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同时由于传统的治理模式即政府作为单一的权力中心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不能适应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必须予以改革.转型期呼唤以非政府组织(NGO)作为功能载体之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的NGO不仅可以成为政府的帮手、公益事业的补充,而且可以充当有效的社会控制中介,在社会转型的稳定和发展间起到良好的缓冲作用.但NGO并非万能,有其发展的困境;治理的对策是从NGO外部环境建设和自身建设两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我国的NGO.     

双向嵌入:社会组织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以S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扶贫为例

近几年,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和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用社会组织解决贫困问题成为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目前政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由于专业性不强、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于扶贫人口的识别不足、资源利用不当、专业性不强等现状,而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正好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成为必然。本文以S市政府购买扶贫服务为例,从"嵌入"视角出发,面对我国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造血能力不足、专业性有待提高的现状下,一方面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路径,获取合法地位和资源支持等。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和资源嵌入等形成互动逻辑嵌入到扶贫地区中,以期达到精准扶贫。这种"双向嵌入"的模式,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一种新型策略,有利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效率。     

环保NGO的政治机会空问的营造——以C市环保协会对政府的行动策略为例

近年来,环保NGO对政府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在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一个主要成员脱胎于体制内的环保NGO,通过合法性话语的建构、合法性身份的建构、公众动员的政治边界维护以及充分发挥媒体合法性建构的作用等得以影响、监督政府。研究发现,环保NGO之所以能对政府采取既合作又监督的行动策略,关键在于其核心成员的两栖身份实现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统一。但这种环保NGO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善治之路：我国社区NGO的发展逻辑——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良好的合作状态,是社区发育、社会和谐的指针和风向标。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强调多元嵌入、参与合作,社区NGO作为维系社区生命力的纽带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政府权力边界模糊、市场机制扩张引致社会力量分化,网络生存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隐形存在,置于治理视野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突破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强调沟通文化的解释力,以网络平台搭建、合作、信任等范式为核心信条,为阐释社区NGO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广阔空间,而社会组织的日益发展和壮大也成为了精准扶贫深入推进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既有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夯实政策基础,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根本遵循.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精准扶贫"格局,不断增强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造血"功能,积极搭建社会组织"供"和贫困人口"需"的桥梁纽带,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举措和方法,并找准着力点,稳步提升其精准扶贫的成效.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总结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对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16-2019年期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审计质量,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在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报道与监督,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三者共同发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试论环保NGO的发展方向

环保NGO就是各种各样以环境保护为目标、以环境保护为号召的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等特点。几乎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都有许多环保NGO,他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程度的标志。我国的环保NGO从创建到现在的历史不过十多年时间,与西方发展较成熟的环保NGO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改进。仅从社会认同、策略联盟、能力建设方面分析我国环保NGO的发展方向。     

以机制创新实现精准扶贫“平台脱困”

在日益呈现顽固性、细碎性、综合性、趋市场性的扶贫新形势下,从"外扶"与"内生"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来看,作为主力军的政府扶贫呈现"接口断位",尤努斯式的信贷扶贫需要"调适对位",商业扶贫存在"功能错位",NGO扶贫囿于"体制缺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精准扶贫工作需要以"平台脱困"的新思维,从主体激活与乡村发展的结构重组、主体再造、机制创新三个方面,实现平台搭建、行政接入、社会整合和市场运作,以此保证精准扶贫功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