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梧翠竹 以类相从——桐竹关系考论

梧桐与竹分别为凤凰的栖止之所与食物。桐、竹在现实应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着更为广泛的并联。桐、竹是弦乐与管乐的代称;桐孙、竹孙是生殖崇拜之物;桐杖、竹杖是母丧、父丧所持之杖;梧、竹是祝寿词中的常见意象。桐竹是＂比德＂意象,具有风神俊朗、节操高直的复合内涵,体现出＂清＂、＂贞＂和合的特点。元代以后,梧竹成为绘画的重要题材,体现文人的笔墨意趣、人格襟怀。宋代以后,梧竹是私家园林的常见景点,其清幽之境是文人对俗世的对抗与超越。梧竹不仅是文学意象,也是文化符号。     

《离骚》与汉魏六朝闺情诗之女子意象之不同

《离骚》中的女子意象与汉魏六朝闺情诗中的女子意象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女子之美与花草的联系、女子之美的具体表现形式、女子的个性精神的差别上。这种差异体现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美学追求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对文人人格、心态的影响。     

蒲华美学思想初论

饱湿素妆,愤写俗世,是中国近代"海上画派"画家蒲华美学思想特征的艺术显现.蒲华以写竹闻名,其竹与他竹之不同,在于并非刻意临摹自然之逼真之竹,而是书法线条之竹与愤对俗世的情绪之竹,故有"蒲竹"之美誉.绘画与书法之时代精神,就在于继承中的创新,并将浓烈的个性精神融入创新之中,上升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蒲华的笔墨、艺术和人生,为此作了雄辩的印证.     

古典诗词中“金丹”意象的艺术哲理与审美隐喻

道教文化对中国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大量与其相关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中涌现。作为出现频次最高的意象之一,“金丹”用于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神秘色彩。“金丹”意象蕴含丰富的艺术哲理与审美隐喻,表现出古代文人长生不老之欲念、淡泊飘逸之心境以及俯仰天地之宇宙观,为游仙诗与隐逸诗取得的不朽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金丹意象的艺术价值,从文学到哲学,在有形与无形中,体现出古代文人对于自身命运的现实思考以及对于超验世界的审美探索。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汉初“借秦为喻”的文化反思语境与文人精神

汉初文人经过“借秦为喻”的文化反思,意识到构筑一个气度恢宏、一统万方的文化对汉王朝经营稳定至关重要.文人们或理性思索,或诗意挥洒,模铸出包含了仁德道义、豪迈激越、规范整一精神的汉家文化意识.臣子之义是汉家文化意识践行中体现在文人身上的具体意象.本文主要探讨汉初文人汉家文化意识的形成及践行,进而思考文学如何从地域属性和旧时代遗痕幻化为具有大汉王朝崭新精神品格.     

“树”立的六朝:柳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

在六朝文学中,柳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象,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桓温的攀条折柳,到张绪的如柳风姿,都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除了陶渊明之外,六朝文学尤其是诗赋创作中,不乏咏柳的篇章,并已经引起了学界不少的讨论。本文特别注意的是,这些作品连同其中的柳的文学意象,是如何经过后代文人的淘洗与拣择,其所具有的六朝特性得到凸显,而另一些方面却被简化或遗忘,并形成自身的文学表现传统。本文最后以清人一组《秦淮枯柳倡和词》为中心,讨论这组词在承继并强化这一传统、进一步塑造、丰富并稳固六朝柳这一文学经典意象中的作用。     

试论屈辞的香草意象体系及其文学张力

屈辞中的香草意象缤纷奇特、意蕴丰厚,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意象体系,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屈子的理想、人格和情感.屈辞香草意象的形成机制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屈原自身、楚国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探讨.屈辞开创的以香草"抒情"、"言志"的文学传统,对后世文人及其文学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春雨意象

春雨是一种重要的气候现象,是决定我国古代农业丰歉的关键因素.春雨作为生命之水的意义积淀在人们的心里,成为春雨意象形成的基础.唐代开始,文学作品中的春雨意象更加丰富多彩,体裁多样,专题的题咏自宋代开始便急剧增加,艺术表现方式多样,体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春雨意象的不同美感.春雨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别具意味的抒情载体:文人或因春雨伤花而惜春,或因春雨绵绵无尽而生离情别绪,或因羁旅客居遭遇春雨而思乡怀人等,这些都丰富了春雨的文学和文化内涵,使春雨从一种气候现象而成为一个能够唤起全民族共同记忆的符号.     

论中国现代作家笔下“雪”的美学意蕴

"雪"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传统意象.现代作家延续着对这一意象的抒写,虽数量不多,却出现了诸多名篇.在他们笔下,"雪"被赋予多样的审美内涵:或抒写生活之趣;或传达怀乡的怅然;或表现苦难的痛楚;或展现人格之美,呈现哲理思考.这些与古典文学相联系,更多的是对其超越与创新.透过现代作家笔下的"雪",既可以窥探出文学观念、风格的差异、时代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又可以展现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多样性.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竹枝词》里的沪地早期民俗风情

竹枝词偏重于风土习俗、社会百态等内容的描写,使其具较高的社会史料价值。从＂上海竹枝词＂入手研究开埠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在自然经济下,早期上海地区的日常娱乐以就地取材、精于图利为本。社会信仰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交往中的多重性要求。明清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吸引了大量客商与外地人口流入进入,直接导致了上海地区人口暴增,同时也形成了上海居民比较宽容的社会心态。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急速增加与复杂化,催生了上海近代城市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恶习,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社会道德观念等都受到巨大冲击。     

从凡人到神灵：白英形象的演变及诠释

明朝汶上老人白英,因辅助宋礼治理会通河,济运保漕,受到明清二代封赐,其祠庙先是＂从祀＂宋礼,后演变为＂从祀＂、＂专祠＂同享,再后＂专祠＂,在清代更是被封为＂永济神＂和＂白大王＂。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白英的形象和身份越来越高大,故事也越来越多。白英的祭祀活动开始主要由官方主祭渐渐发展为官方、运河过往船只人员和周边群众共同的祭祀。     

论明清园林美学中的“宜”范畴

明清时代园林美学领域,“宜”的标准得到确立,合宜适用成为衡量园林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园林景观不仅要与自然界风光相得益彰,更要符合所有者的身份、地位、经济实力以及种种实际需要。同时,园林还要尽可能体现设计者的创造理念和审美追求。     

李之藻眼中的西学——兼论其实学思想

李之藻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实学思想。他的实学内涵既包括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功利之学。这就使他既接受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也接受了天主教。然而李之藻的实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最终,我们看到,他的实学不过是儒学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实学无法形成西方自然科学体系所需要的逻辑支撑和科学兴趣。因此,明清实学、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未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自然科学体系,也未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秦汉时期人的身高初探

秦汉时期的史料中,有一些当时人身高的记载。秦汉时期一般女子的身高可能在七尺(161.7厘米)左右或七尺以下;七尺以上的身高,当是女子中等偏上的身高。秦汉男子的身高,一般应在七尺至八尺之间(161.7厘米~184.8厘米);七尺以下,就是较低的身高了;八尺(184.8厘米)以上属于高身材了。秦汉时期,成年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役,但身高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秦汉时期,身高也是判断年龄,确定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一个标准。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两宋时期社会教化的新方式

两宋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就加大力度重视社会教化,经过长时间的教化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教化体系,并发展了一些全新的教化方式,主要通过学校、地方官员、长者、乡规村约等实施引导社会教化。这些方式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心。     

论唐诗中杜鹃意象及其情感蕴涵

杜鹃的生物性特征及其传说,极大丰富了杜鹃的人文意义。杜鹃意象的繁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或者是表达故园情怀,或者是表达离情别绪,或者是冤屈的控诉。另一方面,杜鹃意象与明月、杜鹃花、斑竹、猿、蝶等意象组合后,形成了动静交融、多声交响的写景模式,展示了生动、鲜明的抒情效果。     

《红楼梦》中的力命观

自先秦以至明清。力命观深入到人们思想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对此,明清小说中表现得至为明显。短篇小说中如是．长篇巨之中亦如是。而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极具代表性,其思想蕴含中包含了复杂的力命观。小说通过诸多手段。暗示了小说中爱情悲剧是注定了的。人物命运也都是注定了的。而贾家的由繁华而转向萧条也是注定了的。小说也极力强调以力抗命。但却同样为反抗安排了悲剧结局。曹雪芹的笔下。爱情、人生、家庭都浸透在了悲剧的血泪之中。而且是命定的．不可更改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