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抗战时期四川土匪人数多、分布广、清剿难,严重影响了作为西南大后方抗日根据地四川省的社会稳定和整个抗战大局.鉴于此,国民政府与四川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有确立剿匪指挥机构、颁布治匪法令、剿抚并施、查禁非法组织、扶贫济困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抗战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的措施及意义应得到肯定.     

民国时期湘西匪患成因分析

民国时期湘西匪患严重 ,由最初打家劫舍的散匪逐渐演变为具有一定武装力量和政治势力的股匪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形成了“湘西多匪”的思维定势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原因     

论中共治匪方略的演变

土匪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和反政府性,历来是社会公害。历代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治匪方略都无非是或剿或抚、或剿抚兼施。中共在消除匪患的实践中,随着对土匪认识的深化,其治匪方略历经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这四个时期的演变而渐趋完善,治匪效果也越来越理想。每个时期,中共治匪方略各具内容和特点。     

民国湘西匪患经济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的湘西是全国闻名的匪患地区,其成因极为复杂,滋生农业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粮食出产不够食用;大量种植鸦片使农民更加贫困且助长匪势;土特产销路的阻塞使农民无法获得外区粮食的补给等三方面交互作用,成为滋生湘西匪患的重要温床。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郭嵩焘治理广东匪患

近代以来广东民风强悍,偷盗、械斗盛行。地方吏治腐败,官员勇弁无视法纪。同治初年清军与太平军余部作战不断,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频发最终导致多匪成患。郭嵩焘抚粤时采取一系列治理匪患的措施,通过整顿吏治,严肃纲纪杜绝乱源;采用重典,严厉捕杀重兵进剿多年积匪;竭力筹饷,保障剿匪军需;并且通过疏通民气,整顿民风来改变社会风貌,最终取得了较大成果。     

湘西匪患探源

<正> 湘西匪患,危害深久.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年,匪患便告彻底清楚,这使湘西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英明.为了更好地认识湘西剿匪斗争的伟大意义,有必要对湘西匪患的起源时间问题,作出合乎历史的分析.湘西匪患起源的时间,历来众说纷云,大体有四种说法:一是明朝以前的两千年史说,根据是东汉以来,伏波将军马援征剿武陵蛮、武溪蛮;二是元末明初的六百年史说,见《擒魔记》序,又见《回忆湘西剿匪和开辟沅陵地区工作》(载《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20页云:“……湘西土匪有几百年历史,在元末明初时即有.以后数百年,匪灾起伏连绵不断.”此说为电影《湘西剿匪记》所采用,其中一个匪首取名为瞿廿四,     

民国七年山东匪患问题述论

民国七年(1918年),山东匪患猖獗,连年不断,危害巨大。为肃清土匪,以靖地方,政府当局采取了军事剿除、剿抚兼施、举办清乡、筹措省际联防、维护河务路政、高价悬赏主要杆首等等办法。但是,因未能从根本上消灭产生土匪的根源,始终没有铲除此社会毒瘤。     

试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作为一种病态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它是各种社会及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要彻底消除匪患,解决土匪问题,必须把握其产生、发展的独特规律,采取综合的手段,标本兼治,在武装清剿的同时,更要注意社会的全面改造。边区清匪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近代东北土匪的嬗变

中国近代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于是匪患遍及全国,成为时代痼疾。其中东北的绿林力量因其涌现了众多近代军阀而名声大噪,为国人所熟悉。对近代东北的绿林武装选取有代表性的择要介绍,可以厘清东北匪的发展与蜕变脉络。大浪淘沙,时代越向前,社会越发展,那些尚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力量就势必从土匪这个群体中脱离出来,那么土匪群体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本来就不多的进步性,随着社会的安定而被历史所淘汰。     

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

在清末民初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粤东盗甲天下"之类的言词,并非建立于客观统计比较上的结论,主要是社会各界对近代广东匪患的观感和社会心态的反应.它也与近代广东盗匪现象的某些特点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近代广东盗匪问题提供了有助于了解问题的社会背景.     

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严重的盗伐林木案件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以盗窃罪论处的观点值得商榷。从客体属性看,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从刑罚量的需求看,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不必要也不应当适用“重法条优于轻法条的原则”。一些所谓的“不合理局面”其实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一个罪名,该罪的客体是权利人的财产权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该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该罪;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时,应当注意罪与非罪以及该罪与盗窃罪、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的界限.     

20世纪30年代末河南邓县垦荒考评

民国前期,河南邓县水旱灾害频繁,土匪活动猖獗,社会动荡不安,民众大批逃亡,县境内上百万亩土地荒芜。20世纪30年代末,为缓解黄泛区难民压力,河南省政府在邓县成立垦荒办事处,设垦荒区,建设新村,陆续向垦荒区移送黄泛区难民5000人,组织并协助难民开垦荒地2．2万余亩,解决了这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是救济黄泛区难民的成功之举。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移民垦荒规模较小,对于数量庞大的黄泛区难民来说,实属杯水车薪,救济作用有限。     

西方民主的话语是怎样抛弃的?--解读创党必然性的一条认识线索

20世纪初的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探寻民族振兴之路的先进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并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于恶暗.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的帝国主义强盗行径,引发了先辈们对西方民主的怀疑.经过五四战斗洗礼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获得了精神的利器,从工人阶级的奋斗中得到了物质的力量,转而抛弃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选择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抓住这条认识线索,把握陈独秀等人在思想理论上的逻辑发展,是解读创党必然性的一把钥匙.     

东汉末季之家兵与世兵制的初步形成

东汉末季之家兵与宗伍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当时的家兵有两种类型,即豪强地主之家兵和统军将领的家兵,他们都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汉末家兵的数量,开初约三至四万人左右,后来由于统兵将领把国家军队私家化,加之其大量招募和收降,实有家兵远远超过这个数据.对这些家兵给养的经费来源,存在多种情况,或由主人私养,或豪富资助,但主要是靠政府的财政支拨和就地筹措.随着家兵职业化的加固,人身依附关系增强,世兵制也就首先从家兵中逐渐形成.     

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民国时期的人口迁移与社会保障立法

民国时期天灾连年,战乱不断,粮食减产,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连续不断的人口迁移,引发了土匪猖獗、疾病横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民国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有得有失,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