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前景探析

欧洲联盟正式的司法与内务合作起步较晚,但很快就成为欧盟决策的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在司法与内务合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成员国尽量维护自己主权的愿望和让渡主权以深化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其合作前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这一领域的合作会影响欧盟合作的进程,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能对区域一体化和解决全球问题有借鉴意义,应当有更广阔的前景.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基于制度化安全合作框架的分析

冷战结束后,欧洲联盟开始将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制度框架的具体机制和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成为实现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前提条件.由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还处于探索和发展的进程中,不同学派之间在认知和阐释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和分歧.在综合借鉴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可以构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和针对性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的理论分析框架--制度化安全合作.     

欧盟-美国经贸关系中的合作与摩擦

随着欧盟的进一步扩大,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整合运动提高了欧盟在重要领域——高科技、高技能和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领域的竞争力,对欧盟与美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欧美经贸关系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欧盟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基本特征呈现合作与摩擦共存状态",摩擦性合作"(conflictual-cooperation)是对欧美经贸关系的恰当描述。但从全球总体经济利益上看,欧美双方基本协调行动,双方都致力于推动和维护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变迁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现阶段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论司法改革与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司法改革必须对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正确评估。当事人选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受传统、纠纷的复杂程度、纠纷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合法和纠纷解决所需要的成本大小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必须对两者的分工及影响分工的因素予以仔细的考虑、权衡,对两者都充分加以利用。在当前,司法改革最应该利用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名声作为基础的预防性和威慑性的系统。     

土地管理的制度化和绩效——以组织的非正式制度为视角

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无论从制度成型化、制度认同和执行情况,还是从管理结果来看,我国当前土地管理尚未达到高度制度化的程度。地方政府在现有制度结构下针对土地管理正式制度采取的各种高度同形化的非正式规则(制度),是影响土地管理制度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非正式运作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制度安排尚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外部利润的变化,没有建立各相关方合理的利益实现和调节机制。因此,若要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深入研究影响治理过程和效果的组织性非正式制度及其根源,并完善体制机制,作出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ECFA时代推进闽台科技交流合作制度化的思考

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实施,闽台科技交流合作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文章在分析ECFA实施对闽台科技交流合作重大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推进闽台科技交流合作迈入制度化轨道的基本思路,包括创新合作模式、搭建合作平台、完善合作机制等内容,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内地与港澳打击毒品犯罪区际司法合作问题

内地与港澳"一国两制三法系"的情况使得我们在打击跨法域毒品犯罪方面存在不少难题。由于内地与港澳毒品犯罪的严峻现实,内地与港澳警方已有多年区际侦查协助的实践。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内地与港澳在司法协助、侦查协助机制、情报交流机制、联合扫毒行动、缉毒人员的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完善打击毒品犯罪区际司法合作机制。     

宋代司法检验的制度化、法律化

中国古代司法检验的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司法检验活动.司法检验发展到来代,不仅检验的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检验制度也完成了由规则向制度化的过渡.宋代检验制度的完善,是来代特殊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体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先进法制理念.     

论欧盟与日本的安全合作

自20世纪70年代初欧共体与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欧日关系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历了70、80年代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的时期，90年代经济、政治及安全合作全方位展开、对话沟通制度化、建设战略伙伴时期，发展到21世纪欧日以《行动计划》为指针，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合作行动，欧日合作进入全面提升时期。未来的欧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延续当前的发展趋势，但是还要看到，双方战略分歧仍然存在、经济摩擦问题还很突出、欧日关系还受到美国力量的牵制，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欧日合作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在短时期内欧日政治与安全合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

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政府制度伦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政府制度伦理建设包括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的内容.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主要表现为整合政府伦理规范、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一个终极性的标志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     

论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方向——以欧盟刑事司法一体化为视角

我国的刑事审判制度具备一些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形式特征,又保留着职权主义的色彩,目前面临着进一步的完善。文章通过对欧盟刑事司法一体化的介绍,指出我国的刑事审判改革应从欧盟审判程序一体化的改革中吸取经验。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 ,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刑事司法改革: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

"变法逻辑"一直是统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路径.在激进变法与急速修法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妥当的试错机制,不仅制度的正统性资源在流失,上层指导与地方创新的关系失衡,改革本身也沦陷到"一改革就失败,失败再改革"的困境.为摆脱长期的改革误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应实现从"变法逻辑"到"试点改革"的逻辑转换,实现从"局部完善"到"全局优化"的效能发挥.     

"一国两制"下的粤澳司法合作与机制构建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司法合作需要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进行。目前区际司法合作在民商事领域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因各区域现行法律制度、法治理念差异较大,理论研究存在误区,致使机制构建与司法实务都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更新观念,增进互信,用建立粤澳合作示范区的方式来逐步实现区际司法合作的规范化与常态化。     

能动司法:政治愿景与司法挑战

能动司法通过回归传统、司法为民、职能延伸、案结事了,为人们描绘出本土资源与外国经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解纷与管理、规则与实效相统一的中国司法自主道路的美好图景.它要求法官不仅要依法裁判,还要考量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不仅要实现形式正义,还要实现实质正义.能动司法的积极贡献在于,它试图对以法律规则为根据、形式正义为目标的常规司法提出挑战.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政治愿景,而且司法可能面临两难处境,即法官不得不在政治与法律、灵活性与确定性、集体目标与个案权利之间左顾右盼.制定一个能动司法程序,使法外能动转为法内能动,也许是解决司法两难的一种可能出路.     

司法改革:司法本性的沦丧与重塑

司法的本质特性有 :中立性 ,独立性、专业性、民主性、权威性、被动性。我国的司法制度和近年推出的部分司法改革措施有许多方面违反了司法的这些本质特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司法制度的缺陷和司法改革措施进行分析 ,以期探索我国司法改革的正确途径     

从法官到律师:中国司法职业逆向选择现象透视

法治国家,法官是律师职业的自然继续与正向选择。从律师中遴选法官,符合司法职业化和法律共同体建设的规律。转型中国,出现优秀法官辞职做律师的现象,这是司法职业的逆向流动或选择,也是优秀法官的流失。该现象与法官职业发展空间狭窄,工作压力大,经济待遇差,外部认同不足等息息相关,直接反映转型期司法生态和职业化土壤。为了防止司法职业逆向选择,必须让法官在体制内后顾无忧且有良好预期。应通过去行政化,赋予他们广阔的发展空间;科学问责,让他们有抵御外部干预的独立审判能力;加强职业保障,使责任与待遇相当;提升尊荣感,让社会从尊重规则开始渐进到尊重法官。     

我国民营企业管理制度化:现状与展望

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不能持续经营,其原因之一在于民营企业主要依靠不稳定的个人的因素而不是制度因素来管理企业,管理的制度化程度偏低.民营企业的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个人和重家族,即以自己为中心,按“差序格局”进行经济活动,但这种基于关系的信任基础之上的活动难以延伸至该社会网络之外,并与基于普遍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化管理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规范化、流程化、标准化的制度化管理方式是现代企业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