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等于“风格”吗?——与李树尔同志商榷

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曾就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对风骨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对过去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全面论述,只是就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阐述的“风骨”即“风格”的理论提出些质疑,以求教于有关方面的专家。 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说:“综上所述,‘风骨’就是风。风,对于某一个作家来说,是指他的创作风格;对于一系列相类似的作家来说,是文学潮流或流派。就广义而言,还有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风格。风格即人,在阶级社会中,人都是阶级的人,因此,风格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倾向牲。”     

“白马非马”是诡辩命题吗?——兼与林颖同志商榷

《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刊登了林颖同志的文章《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以下简称《林文》),拜读之后深得启发,也有不解之处。富于启迪意义的是:《林文》从哲学与逻辑学两个层面,对公孙龙的《白马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一些很有理论价值的看法,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指出:“我们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林文》)。不解的是:按照《林文》的论述,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白马不是马”,是否定“白马是马”的,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是形而上学与诡辩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下面结合《林文》,从三方面来论述“白马非马”,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林颖同志与逻辑界专家。     

“主观目的”是实践的基本要素吗?——与江崇国同志商榷

关于实践,过去我国的哲学界很少从实践的基本要素方面去给以阐明,大多是从实践的简单定义和实践的几种形式上去给以说明。国内的许多哲学教科书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讲实践的。侧如,艾思寄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二书就是这样写的:“实践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包括许多方面,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向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斗争。……除了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并以它为基础的其他社会活动,如科学实验和艺术活动等等。”国外的哲学界,例如苏联哲学界,对实践的基本要素问题虽然有所触及,但也未能作出明确的概括和科学的说明。     

屈原是法家吗?——与经本植同志商榷

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期发表对屈原有不同看法的两篇文章,先就屈原评价问题展开讨论,后将开展有关的其他问题讨论。热烈欢迎广大工农兵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些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通过严肃认真、广泛深入的讨论,将会促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悖论不矛盾吗?——与谢洪欣同志商榷

一、悖论不矛盾吗?谢洪欣同志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上发表的《悖论的不可避免性和不矛盾性》一文中提出悖论不矛盾的观点,这对深入讨论悖论问题是有益的.但是,这种观点是否能够成立,我认为还是可以讨论的.谢洪欣同志认为悖论的定义应该是:“命题P是悖论,当且仅当P(?)(?)P(即P与其否定(?)P同值).”(《哲学研究》1982年第4期38页)他由证明“‘悖论是矛盾’是一个悖论”来证明“悻论不是矛盾”.请看他的论证一.“论证一:设P是悖论,即P(?)(?)P.(1)如果‘P(?)(?)P＇是矛盾,则由于P与(?)P同值,可用P代替(?)P,即得     

思想先于语言吗?——与周建人同志商榷

一年前,周建人同志发表《思想科学初探》一文,言简意赅,读了颇受启发.文章提出了思想与语言产生的先后问题,思想是先于语言的,语言是先于文字的.他说:“‘思想——语言——文字’这一串相连的环节,可以肯定,思想放在首位.”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字后于语言,这似乎不成问题,但说思想先于语言,就值得研究了.“是思想先于语言的吗?”我觉得问题就出在“思想”二字上面.     

谁向谁“靠”?——与张荣生同志商榷

《中华魂》2004年第12期发表了张荣生同志的《为毛泽东辩诬种种》一文。文章列出了15种否定、歪曲、诬蔑毛泽东主席的“谬说”,给予有理有据有力的反诘、反驳和分析批判。在国内外以否定、歪曲、诬蔑毛泽东主席为某种时髦的时候,读到这样的文章,令人得到些许宽慰,笔者不禁对作者、对《中华魂》杂志表示深深的感谢!读毕此文,感到对文章中某些观点有必要作一点商榷。例如,在分析批评“毛泽东不重视教育科学”这一说法时,文章认为,“毛泽东确有不足,这表现在他实践缩小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信条时,不是努力把工人农民往知识分子上靠,而是相反,把…     

“灌输原理”何错之有?——与韩向前同志商榷

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反对灌输,是赵紫阳同志政治思想工作“改造”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此从理论上进行系统论证的,当推在1989年平暴制乱之后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的韩向前同志的《“灌输原理”质疑》(以下简称《韩文》)为其代表。现对《韩文》提出质疑,对其立论之理由逐一辩证之。《韩文》否认“灌输原理”的第一个理由是: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工人本来也     

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儒家诗教在我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弄清儒家诗教的实质及其作用,是关系到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大问题。一近阅王启兴同志《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觉得该文对儒家诗教的评论不够公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评论,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诗教的实     

“五形态”理论不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吗?——与刘亚文同志商榷

刘亚文同志撰文指出:“五形态”理论和“跨越论”同属较低层次的理论,“由于它们具有地域性,因而不能作为普遍的历史规律。”(见《理论与改革》1991年第2期“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系”一文,以下筒称刘文)这种探索精神是可敬的,然而其结论却不敢苟同。笔者愿以文会友,诚恳地就教于刘亚文同志和理论界同仁,以求共识。     

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涵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读后获益匪浅。但我觉得有的观点还值得讨论,特提出来同传湘同志商榷。 传湘同志认为,黑格尔“所讲的‘上帝’,同基督教所诽的‘上帝’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黑格尔讲的“上帝”是“世界的本质”,是“共性、普遍”,是“无限的整体”。我认为,这一解释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本意。 第一,从黑格尔对旧玄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述来看,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传湘同志在指出黑格尔“批评了宇宙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之后,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当然不适合于表达我们所了解或我们所应了解的上帝的性     

朱元璋当皇帝是蜕化变质吗?——与张永禄同志商榷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载了张永禄同志的《试论朱元璋的蜕变》(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朱元璋由一个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后来逐步蜕化变质,在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做了明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彻底背叛农民革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据说蜕化变质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以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主要是封建帝王思想和孔孟之道),“对朱元璋进行思想腐蚀和影响”;一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阶级     

真理包含着谬误吗?——与纪树立同志商榷

纪树立同志发表在《复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六期上的文章《科学史:真理与谬误》,内容丰富,读了很受启发,但文中的一些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愿提出来与纪树立同志商榷。认识等于真理吗? 纪树立同志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科学真理中会包含谬误吗?回答是:不但会包含,而且一定包含。”其根据是恩格斯下面一句话:“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     

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吗?——与陈谋箴同志商榷

读了陈谋箴同志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四期上的《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阶值》一文,深受启发。但对文中以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的论述为据,认为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劳动强度,会在同一时间内增加绝对劳动量,同时增加剩余劳动,由它形成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并且认为《资本论》中《劳动的强化》一节马克思说明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绝对剩余价值。还认为若是主张劳动强度形成相对剩余价值,则就难于解释和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的原理,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吗?——与蔡德贵同志商榷

《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蔡德贵的文章《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读后感受有三: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本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拙作《关于研究新疆兄弟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的初步设想》和同年第4期发表的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的文章《论艾卜·奈斯尔·法拉比的逻辑学说》,此其一;其二,文章的作者断言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的国别是不成问题的”;其三,文章就“法拉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吗?——与曾锡同志商榷

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发表曾锡同志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实质是唯意志论》一文后,先后收到陈宗瑜、王振武、马广海等同志商榷的文章。因篇幅所限,现仅将陈宗瑜同志文章刊出,并感谢王振武、马广海等同志对本刊的关心与支持。     

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吗?——兼与肖涤非、韩培基、江汗青诸同志商榷

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曾立专章考证研究杜甫的生活。他认为:“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 郭老此说,在近几年内,著文反对批评者确实不少。肖涤非先生留给人们约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见《文史哲》1979年第3期)中,批评郭老是很尖锐严厉的,他说郭老是在“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     

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吗?——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发表了庞长富同志《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新华文摘》1982年第6期也曾摘转)。初看起来,这篇文章立论新鲜、引证有据、理直气粗,但仔细考究一下就会发现,从观点到论据都似是而非。由于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而且直接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非商品化消费比重会逐步提高吗?——与刘志凡同志商榷

现代经济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人们生活消费必须走向商品化、社会化。但是,刘志凡同志在《略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价格竞争》(载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却认为“在物质产品消费中,……非商品化部分的消费比重逐步提高。”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不妥的,因而很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     

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刑事证据吗?——兼与张弘同志商榷

1986年8月15日《中国法制报》刊登了张弘同志的文章《刑事证据一定要合法》(以下简称“张文”)。张文认为,“录音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可以作为证据。”对此,笔者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虽然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将视听资料单独列出作为证据的一种类型,但视听资料是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