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薛存义序》

<正>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於觞,追而送之江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汉唐宫廷“列肆贩卖”戏考略

宫中立市、列肆贩卖之戏,为汉魏以来宫廷戏的一个独特品类。东汉灵帝开启先河,南齐东昏侯、唐中宗等串戏为乐,历代传演,升级新变后更具亵戏色彩。作为标本,"列肆贩卖"戏由剧目而至剧类,可补古代戏剧形态认识之缺失。     

李贽、冯梦龙论文学的“教”

文学的社会作用究竟如何?李贽认为,文学应以“童心”感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出于“童心”的“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①冯梦龙认为,“经书著其理,史传达其事”,而此外还需“佐经书史传之穷”的文学②。文学的“教”并非“理” “事”之“教”,而是“情教”,所以冯梦龙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③“情教”二字既肯定了文学的作用又限定了文学的作用,即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既作了充分的估价,又防…     

明清时期的杭州商业经济

明清二代杭州城市包括府城、附郭仁和(东北)、钱塘(西南)两县县城。明初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城市经济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经洪武至宣德近70年的恢复,至弘治正德(1488-1521)间杭州城市经济已趋向发展,成弘间“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成化七年恢复钞关。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大肆焚掠,城市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人口迁徙,街巷冷落,有的地方出现了“草深尺余”,“狐兔为群”的萧条景象。万历时经济又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史载:“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     

社会学,别忘了逻辑

1985年第二期《社会》,有篇谈性欲和寿命关系的文章,根据八个朝代71名亲政皇帝平均寿命为47.7岁,31名历代名僧平均寿命为76.7岁,做出结论说:“可以断定,纵欲是皇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相反,禁欲则是和尚长命的原因之一。”初读之,觉得论题有非常坚实的事实为论据,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掩卷一想,不对了,觉得这个结论,不过是一个猜想而已。皇帝同和尚的区别,不独是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尚守身独处一辈子。皇帝美食,和尚素餐;皇帝以天下为敌,和尚与世无争;皇帝多动脑劳神,和尚则“万念俱寂”,这些,也都是皇帝与和尚之间的明显区别。照了文章的逻辑,岂不也可以得出结论说,美食是皇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素餐是和尚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天下为敌是皇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世无争是和尚长寿的主要原因之一,动脑劳神是皇帝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万念俱寂”是和尚长寿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位笃信佛教的老太太知道了皇帝、和尚之间寿命的差别,保不准还会作出结论说:杀生作恶太多,菩萨怪     

故宫文物修复厂的那些人

走进文物修复专家刘玉的书房,一幅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宝玺印拓。被挂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作为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禹民的单独传人。复制这方“皇帝之宝”宝玺是刘玉最引以为傲之作。在故宫收藏的“二十五宝玺”里。“皇帝之宝”是唯一一方木质宝玺,除4方传国宝玺外。它被列为21方日常公务宝玺之首,是真正意义上“宝不离身”的御物。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子贡所过汉阴考

《庄子·天地》篇中有一段关于汉阴的文字,记载了子贡经过汉阴时同一老者就用桔槔汲水进行辩论的故事。原文不长,为了论述的方便,先摘录于兹。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榾榾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     

《老残游记》新论

<正> 自刘鹗(1857--1909) 的《老残游记》问世以来,有人以“谴责小说”目之,有人以“反动小说”批之。《老残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对《老残游记》所作的自我说明。他在《自叙》中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哭泣分两类:一为“无力类”;一为“有力类”。“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他说,他的《老残游记》则是后一种“有力类”哭泣:“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这一说明,应该说是符合《老残游记》的实际的。那么,刘鹗又是为着什么而“哭泣”呢?     

《简明清史》中有关唐甄之误

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第一册中有关唐甄的论述存在一些疏漏之处,此试辨之。第230页云:“由于他在城市中经营商业,因此重视工商,强调‘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农贾乐业,衣食滋植’,把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末业’的商贾,提高到与农业并重的地位,他自己也拒绝友人要他抛弃商贾贱业的劝告,宁可‘伏于户牖,食于贱业’,自称‘吕尚买饮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此段以唐甄的行动证明他的工商皆本的思想。究之《食难》篇,实则大非。唐甄并未辩驳“民之为     

没落者的哀鸣——对《诗经·国风》中一部分叹穷诗的理解

《诗经·国风》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当时现实表示强烈不满的诗作。这种诗作,既有“劳者”对剥削的抗议,也有“穷者”对处境的披示,等等。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分析了“劳者”之作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编于《诗经》的意图。本文想对“穷者”之叹的诗作,进行一些剖解。在我看,《秦风·权舆》、《陈风·衡门》、《曹风·     

文人“下海”的苦经

文人下海早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究竟是什么驱使这些“穿长衫”的丢开“斯文”到海里漂泊、沉浮?我们不妨透过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来看看下海文人复杂纷繁的种种心态。     

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

昭穆制度习见于古代文献。若指墓葬，便如《周礼·春官·家人》所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指宗庙，便如《礼记·王制》所言：“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指祭扫，便如《礼记·祭统》所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成在而不失其伦。”要之，所谓昭穆制度，系指古人祖先墓葬的次序、宗庙的顺序和祭祖中族人位置的排列均须分为“父昭子穆”两列，父子异辈异行，祖孙…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姓名 ,仅仅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符号吗 ?《礼记》言 :“名者 ,人治之大也 ,可无慎乎 ?”故姓名学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历史中同具体的历史人物已形象化了 ,当姓名代表着人的存在时 ,名字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了 ,而中国古代之姓氏一开始就与治国安邦相联系 ,故《礼》之为定名之法曰 :“不以国 ,不以官 ,不以山川 ,不以隐疾 ,不以牲畜 ,不以器帛” ,所以如此者 ,诚如《左传》之言 :“以免以国废名 ,以官废职 ,以山川废主 ,以牲畜废祀 ,以器帛废礼。”姓氏者人伦之纪 ,文明之根也《广雅·释亲》曰 :“姓 ,子也。”王念孙疏证 :“姓者…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走出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

伴随“独生子女新生代”的出现,有关独生子女教育的话题也开始在人们的饭后茶余接踵而至:独生子女必然是“小皇帝”、“小公主”或“问题儿”吗?为什么“孩子难教,父母难当”的叹息如此普遍?独生子女教育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这大概是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和关心独生子女成长的人们常常萦绕在心头的问题。独生子女因其“独”在无形中放大了自身的价值,抬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因而强化了为人父母者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态——做父母的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梦想孩子们能成为他们所期望的人,成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佼佼者。在“高期望”的背后也隐含着微妙的补偿心理和攀比心理:一方面,做父母的将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自己的独子或独女身上;另一方面,家长们总倾向于认为自家     

媵制源流考

《春秋》经文曾多次提到“媵”:“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庄公十九年》)“卫人来媵。”(《成公八年》)“晋人来媵。”(《成公九年》)“齐人来媵”。(《成公十年》)何谓“媵”?“三传”解释不一。《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公羊传》:“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媵,礼之轻者也”。其中以公羊说对后世影响最大。认为“媵”是当时的一种“礼”,这是“三传”的共识,但在礼的轻重、媵的对象、来媵者的范围等问题上,彼此看法差异很大。这固然与“三传”的来源及传授家法不同有关,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古老礼俗的“媵”早已属于不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释“非汉字符号”

《墙盘》中出现一“”字,诸家多释为“尢”①字。我看尚可研究。 “尢”,“盖亦由陵中的人形转来,足形已失,只作双腿一长一短之状。”② “陵”,甲骨文作或,金文作,象手持刀锯,断人一足。实际是古代的刖刑,也就是膑、、。段玉裁说: “凡古文字,今文作膑。考,司型注、大传注皆云周改膑为;而驳异义云陶改膑为,吕刑有,周改为刖者。,说文作;云,刖也。刖,说文作;云,断足也。然则膑与异制,与刖,制同而字异耳。”③《白虎通》: “者,脱其膑也。”《尚书》大传: “膑”,《吕刑》引作“”,可见膑、、、刖没有大的区别。 “尢”,是“失一足”,“双腿”…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