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味觉词“苦”的认知隐喻

味觉隐喻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抽象的概念都是通过味觉隐喻构建的。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味觉词“苦”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投射进行系统地考察,结果发现：英汉味觉词“苦”的隐喻投射主要集中在视觉／触觉域,情感域,物质世界／社会生活域和程度域。进一步的对比分析表明,英汉“苦”味觉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可归因于人类认知模式的相似性,但也有不同之处,可归因于文化的差异性。     

英汉味觉范畴隐喻的对比研究

文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系统考察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味觉范畴隐喻。研究结果显示,表示味觉行为的动词＂尝＂主要投射到认知领域;表示味觉器官的名词＂舌＂主要投射到语言/形状域;表示味觉功能的名词＂味＂主要投射到认知及情感域;表示味觉效果的形容词＂酸＂,＂甜＂,＂苦＂和＂辣＂主要投射到人物/情感/其他感官域。进一步的对比分析表明,中英味觉范畴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可归因于人类认知模式的相似性,其不同之处,可归因于文化的差异性。     

汉英“味觉”隐喻共性分析

本文介绍了当代隐喻研究的发展,并以概念隐喻理论和体验哲学为基础,尝试从认知角度分析比较汉英与味觉有关的隐喻的共性。该分析提炼了汉英以"味觉"作为源域的共同的概念隐喻,并讨论了共性的基础。本文从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支持莱考夫等关于隐喻具有体验性的观点。     

作为“有味道的形式”的美——中国古代审美中身体性维度的探析

从身体出发的中国哲学不仅导致了中国古人对身体的生命欲望的积极肯定,而且也进而从"欲"到"食"、从"食"到"味"地使"味道"作为"原道"地位得以确定。把这一理解用于审美领域,则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美与其说是一种贝尔所谓的视觉化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不如说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味觉化的"有味道的形式"(tasty form)。同时,这种作为"有味道的形式"的美,一如对味道本身的分析所示,其具有"亲体性"、"咸和性"以及"品味性"这三个主要理论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与中国古老的大易之道一致,并与业已趋于唯心化的西方传统的美学理论迥然异趣,中国古代美学代表了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更忠实于我们自身生命的,也更为原生态的美的理论。     

从体验论看汉语"吃"的转喻和隐喻认知模式及其特点

研究了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模式和特点。语料的分析研究表明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来自人体和客观世界的互动,来自人的感觉器官,即: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和食物的色、香、味、质的密切互动,还和各种食物的享用处所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证的研究还表明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具有如下认知特点:转喻在其转隐喻连续体中具有重要的认知作用,较大的概括性使"吃"作为源语域得到更多的凸显,较高的使用频率使"吃"具有更多的隐喻和转喻,对食物的体验面越广,"吃"的隐喻性用法也越多,概念隐喻具有更强的认知力,汉语"吃"的隐喻和转喻具有汉语文化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隐喻研究述论

中国古代的隐喻研究开始早、成果丰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格:大量实例充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隐喻言说上更加侧重“隐”,强调“暗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对隐喻的概念、原理、分类、功能、运行机制等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隐喻理论;中国古代的隐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的英汉味觉词的对比分析

概念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体现在人们的语言、思想和行动之中。不同民族的隐喻概念体系又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文化之中。英汉两种语言里都具有较为系统的味觉词汇。其中四种基本味觉的词汇范畴中的概念隐喻投射具有较大的同一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大同小异＂的关系,反映了英汉两个民族在思维层面上存在的共性与个性。     

基于时空观和功能观的“心”的隐喻结构化研究

了解"心"的隐喻结构对认知"心"的隐喻内涵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心"的隐喻空间结构在划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其次对其空间划分进行了重新界定,明晰了空间观,同时将时间观引入其中,形成了"心"的隐喻结构的时空观。然后,从认知角度出发,借助人的感官认知和思维认知功能来划分映射到"心"上的源域,涵盖了人类认知途径的"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触觉、思维"。这种隐喻结构划分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和自洽性。     

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规律、动因及其对英语词汇习得的启示

随着词义的不断演变和拓展,英语味觉词成为了典型的多义词,其词义演变的规律为:由味觉感知义向听觉、视觉、嗅觉、心理等其他感知义拓展;由味觉感知义向非感知义拓展。英语味觉词词义演变的动因既包括外部动因,又包括认知动因。其中,外部动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弥补语言表达空缺的需求、对特殊语用效果的追求;认知动因主要包括通感隐喻的认知规律、以身喻心的认知方式、以身体经验来理解和认识外界事物的认知规律。这些研究对英语词汇习得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英语词汇学习中,教师可积极引导学生深入探究词汇意义演变的规律及动因,全面掌握词汇意义发展的过程及理据,从而使学生对所学词汇的意义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有效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     

《喜福会》隐喻意象及其主题建构

通过对《喜福会》隐喻意象的分析,根据隐喻主题建构功能,提出在小说叙述结构中贯穿了由一个中心隐喻和大量衍生的次要隐喻支撑的＂失散＂———＂回归＂主题。这一主题是身处东西文化夹缝中美国华人群体文化处境的一种隐喻,同时也表征了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它代表了美国华裔从与母语母国的疏离和由此引发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散＂,到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逐渐被唤醒和＂回归＂的历程,也象征了普通人的人生轨迹,使本文具有了广义的人文关怀。     

“味”的变奏与传统艺术的审美之“味”

"味"是中华传统艺术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审美范畴,然其并非一开始就直指人的精神审美之思,它基于"饮食之味"的感官体验以及"哲学之味"的形而上学转变,最终走向美学的"审美之味"。"味"的艺术美学内涵既体现为丰富多义、绵延不绝的诸种滋味,又体现为静心忘我的咀嚼过程,并通过余味、淡味、体味等"家族相似"之语,凸显了其通向无限、平淡的审美旨趣和静悟的审美践行,表现为以有限达无限、化浓烈为平淡、虚心以悟道等审美特征。"味"这一艺术美学范畴,对当代中国以及全球社会精神生活依然富有积极的阐释力和范式意义。     

论编辑审美与编辑创造

在整个编辑活动过程中,编辑审美与编辑创造并存共在,相辅相成.编辑工作既是审美活动,又是创造活动.编辑在进行审美活动时,进行着审美创造;在对精神文化产品开展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自己的审美追求并最终实现其审美理想.     

论中国山水画生命艺术的诗禅情韵

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就是空灵、静穆、飘逸之美,概因华夏山水画艺术的精神境界惟有凭借饱含情感并诉诸直觉体验的禅宗形象体系,才能暗示、象征、启迪、感化接受者,使之真切体悟到意境形象所涵盖的、尚无直接表现出的“心随物游”、“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言外之意”,从而诱导世人去寻觅那蕴含有生命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自由解放的精神妙境。     

大众文化立场上的谐俗叙事--论《醒世姻缘传》叙事的文化品位

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的叙事与该时期的大众文化亲缘密切。作者立足大众文化立场.体现大众关怀.表达大众审美趣味,形成谐俗性叙事的文化品位。这表明,即使是正统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在文化观念、叙事角度和话语选择方面,亦往往受到大众文化的深刘影响。同时,又以其亲和大众文化的优势,有效地进行文化与文学传播,显示出世情小说独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学魅力。     

审美趣味批评——审美愉悦走向崇高的中介

审美趣味是特定时代和民族的历史产物,“共通感”作为趣味判断的基础必定也是先验与历史的统一,且审美趣味的繁荣与衰败决定于民族和时代的内在需要。要想创造审美趣味的时代,必须首先创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普遍的自由精神,教育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第一内在动力,其本质是将秩序渗透进人们的心灵,使他们的内心充满和谐的力量。时尚作为当今社会的审美趣味特征,其模仿的本质与审美趣味“自己思维”的原则所具有的主体独立人格是相悖的。时尚所带来的人的思维的整齐划一,弱化了人的批判意识,这决定着艺术的使命是去唤醒人们内心自我尊重的崇高精神。     

"滋味说"与"趣味批判":以味论艺的中西比较

中国先秦、西方古希腊时期都已开始在比喻的意义上用味来阐释艺术现象。齐梁之际的钟嵘秉承一以贯之的以味喻艺的传统,提出“滋味说”,将味纳入美学领域;西方则在16世纪开始广泛讨论趣味,经由“古今之争”的推动,将趣味作为艺术学科的基础概念,才使趣味进入美学。中国美学直接将味引入审美领域,而西方则在剔除趣味感性意义的基础上使用它;“滋味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新的生发与丰富,“趣味批判”一方面为美学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因与启蒙思潮相联系而具备着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考察和厘定“趣味”这一现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的形成时,我们发现,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标志着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的创立,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趣味”范畴的现代转换,体现了中国美学现代性的特殊张力结构。“趣味”范畴典型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过程中需要对支撑这一范畴的深层结构和基础转换的问题。在梁启超和朱光潜之后,摆脱了长久意识形态羁绊的中国现代美学,理应以“趣味”为关键之一的范畴构筑自身的美学理论,接续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趣味"范畴与中国美学现代性

在西方,"趣味"由味觉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化,是现代性美学话语开始建立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趣"和"味"很早就有"审美鉴赏"的意思,但它们并不是在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趣味"范畴。"趣味"作为现代美学范畴,它暗含了作为人生意义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容,而这一意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性结构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的"趣味"范畴需要经过现代转换,才是现代美学范畴。梁启超关于"趣味"范畴的界定是在现代性兴起后新的文化和心性结构下作出的,他所谓"趣味"具有支撑人生意义的内容,因而成为现代"趣味"范畴意义转折的开始。而在朱光潜那里,趣味范畴融合古今和中西的意义,"趣味"理论实现了综合之后开始向现代美学范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