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士身份的悖论性统合与精神苦闷

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风流成为西汉士人不言而喻的人格追求与文化价值表达的参照。不过。汉代毕竟不同于战国，士人的自我寻租的选择空间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格局中日益逼仄。士人希望自己所尊崇的学说能够最大可能的实现其政治价值，这是从孔子以后儒家的最重要的理想；然而学术一旦被权力认可，变为政治意识形态时，学术本身的生命力也就随之熄灭了，作为学术主体的士人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客体。这是汉代儒士的身份特征与苦闷的症候。     

论明清小说中“游士叙事”的空间维度

明清游士叙事因游而起,随士而动,空间属性构成了游士叙事的主要特征。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以空间摄结构”,即在明清小说游士叙事中,空间如何通过人物游踪来统摄结构。二是“以空间驭情节”,伴随着小说情节的不断推进,士人的游历空间也在不断转换,空间类型的转换与有代表性的情节类型形成对应关系。三是“以空间实主体”,游士的文化身份开始由单一型逐渐向复合型转变。四是“空间即命运”,在以《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晚清小说中,游士形象更具启蒙意义,晚清以来巨大的空间变革推动传统士人在游历中获得启悟和成长,向近代知识分子蜕变转型。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的改造

由于孔子孟子坚持孝道优位思想,导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德、法制和公平.针对孝道优位思想所衍生的流弊,荀子对孝道进行了改造,降低了孝道的重要性.荀子之所以提出君恩重于亲恩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士人阶层对专制君主有严重的依赖性.这标志着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血缘本位思想的束缚.     

双重生存空间中的欧阳修--兼论欧阳修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

欧阳修是处在宋代文化转型关键时期的重要人物,面对新的历史语境对士人阶层提出的要求,他在主体意识上进行了自觉的调整,将处世方式和生存空间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这种转变不仅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的生成,而且在他所参与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北宋文化转型和宋代以后士人人格结构的调整都功不可没。     

论"依附型合作"——一种解读儒士与专制王权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族儒士：元代政治中的边缘人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领域,士阶层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支柱之一,然而在元朝,士阶层、尤其是汉族儒士群体,在蒙汉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被挤出了元朝政治领域的中心,成为政治上的边缘人.     

试论战国士人的俸禄变化与战国学术兴盛

战国时期,士人阶层及其俸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士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有了极大提高,二是士人的俸禄由爵禄向谷禄、由年禄向月禄发生转变。这种变化刺激了人才的成长,有利于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对战国学术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明朝中期园林绘画的盛行——以苏州为例

明朝中期,社会经济与文化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不同阶层群体的形成,处于社会上层的士人们(主要指非现任入仕的官员)透过精雅的生活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艺术雅好全面地融入了士人生活,如造园、戏曲、鉴古及与诗、书、画等相关的活动,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形态,在士人阶层的身份区分、情感认同及文化认同上都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