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中国传统中知识分子向来不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二”中说，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在今天，这种说法仍有极大的价值，其道德教化的意义可以淡化，即道德姿态必须放低，不能一切从道德立场出发；而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则必须强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由“反右”而“文革”，对知识分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运动。批胡适可视为前“反右”运动。在…     

士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价值分野

在当代教育和文化研究中 ,我们始终没有澄清意识上的混同 ,这种混同在文化定位上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 :把中国传统的士视同今天的知识分子 ;将文化定义为有价值的人工创造 ;视西方文化为人类文化的最高形式甚至唯一形式。只有澄清这三个问题 ,我们才能发掘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成分 ,进而高举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的旗帜 ,为人类摆脱现代科技理性精神危机 ,做出我们的贡献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自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乱世中的学者使命:民国知识分子乡村实践的现实启示

越是社会激荡的时代,越是需要知识分子勇于担当、行使其学者的使命的时代。经邦济世的学者使命在民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天灾肆虐、人祸横行,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面前,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却具有同样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出发,试图从教育救国的角度引领中国社会走上复兴之路。他们或著书立说,研讨乡村问题和乡村发展方向;或组建团队和研究机构,扩大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影响;或躬身乡间并建设实验区,塑造着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教育典范。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为邦本思想、家国天下情怀、求真务实精神对于当今学者的治学之道具有重要启示。     

流浪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都曾在灾难中经历流浪和漂泊 ,但现代知识分子在流浪中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具备了自由性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确立。     

知识分子的使命与高校教师的责任

高校教师要牢记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认真履行人民教师的职责，充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高等教育事业又快又好发展再立新功。     

中国“知识分子”语源学与文化学考察

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语词发源及语义演变的考察,可知各时代有不尽相同的"知识分子"概念规范。中国"知识分子"概念有其自身的渊源和特征,古代的"士"往往以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在社会变革中更强调自身的自由独立。     

介入的旁观者--试论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阿隆提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在德国学习期间的经历以及对马克思·韦伯著作的研读奠定了阿隆的历史哲学基础,由此影响了阿隆在政治参与上的观念.但由于与"小同学"萨特在诸多立场上的分歧,阿隆的知识分子观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的"介入的旁观者"的身份才得到应有的承认.     

传统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近代转型

梳理相关文献,笔者发现既往研究过于偏重士绅政治角色,轻忽了其知识阶层的本质.因此,将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考察,动态的分析知识阶层在近代的这一转型过程,或可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研究的问题大致如下知识阶层是如何超越、游离传统"士绅"的乡土性,走向现代意义的都市知识分子的;以及此一过程中,知识阶层生产机制的转换、知识体系的刷新与转化、其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迁、新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新身份与集体意识的孕育等.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论经学与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

经学产生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不过是维护绝对权力的思想工具。由于它从此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囿于一个狭小的思想天地之中，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蜕变，即使知识分子放弃了追求真理的天职，而成为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忠顺奴仆，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化的发展进程。通过对西汉时代经学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系论述，应能正确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走向。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存在从政治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的两种主要界定方式。通过解析这两种界定及其局限性,并追溯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可以发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不仅仅是个词源问题,更包含着有别于西方语境的特殊社会历史意蕴。因此,研究需要特别注意明确区分两个视角,即研究者与执政党视角的区分,避免简单地以研究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定义,去限定和替换实践中复杂多样的知识分子问题。     

论降清知识分子在缓解社会及民族矛盾方面的作用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处在汉族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断,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棘手。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仇视。对于清政权来说,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必须首先缓和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对于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清知识分子以其娴熟的治理国家经验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多元一体的先秦诸子治理思想体系研究

中国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而形成的。改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深入发掘和批判借鉴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和治理智慧,尤需溯源到中华思想文化奠基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从探究先秦诸子多元一体的治理思想体系中寻找智慧和启迪。放眼天下的治理视阈、以民为本的治理主题、小康大同的治理理想、内涵深厚的治理原理、多元互补的治理类型、丰富多样的治理智慧等,构成了先秦诸子的治理思想体系。     

先秦诸子之前“中和”观考释

夏代之前,"中"大致既与方位空间相关,暗中关联到夏代宫室结构与王权意识,也与中分、对称的意识相关,可能与住宅建筑、工具制造中的对称均衡原则暗合。而"和"可能主要表现为音乐演奏中不同乐器的谐和,这种谐和的形式犹未完全脱离巫风,可能亦含有"和天地人神"之意义。到了商代,"中和"之观念既包含了殷商之人彻地通天的意识,也表现了为求通天(含颂神之义)而进行的有秩序的乐舞活动。伴随周代礼乐制度的成熟同步生成、发展的礼乐教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和"在夏商两代所具有的具象性和神秘主义特质,从而使之包含了更丰富、更具抽象概括性且更加明晰的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内涵。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矛盾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矛盾是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可贵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否认这种矛盾的存在,而是大胆的进行了探索。他利用自觉改造的思想改造方式,既解决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困惑,又解决了他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矛盾。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交互作用的混和结果,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