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表达制度化的思考

对民意问题的研究伴随着我国民主政治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进程而展开,并逐步升温成为政治热点问题.在当代社会,民意表达最突出的问题是通道不畅和权利不均.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形成我国政治体系中合理的民意表达结构,即以安排充足通畅的表达渠道为基础、以均衡社会各群体的表达权利为前提的结构: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形成我国社会民众合法的、有序的和合理的民意表达秩序.在民意表达制度化过程中应注重其建设的系统性.     

公共政策活动中非营利组织民意表达功能探析

在公共政策活动中,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意表达途径,能够弥补弱势群体的表达不足,培育民意表达的能力,实现民意表达的公共理性.由于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起步较晚,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以及非营利组织自身发展中存在众多问题,影响了其在政策活动中的民意表达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非营利组织必须在自我发展中重新定位价值取向、社会功能和发展策略,提升其民意表达的有效性.     

民意表达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艰辛历程,我国民意表达的自由度已大大提高,但其现状仍可担忧,民意缺失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这既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主观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党的执政地位所导致的客观原因.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一股新的民主力量正在发展壮大,这是中国走上"民主之路"最强大的推动力,我国的民意表达将有新的篇章.     

公共政策制定视域中民意有效聚合探究

围绕公共政策议题的民意表达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意只有进行了有效聚合形成公共利益才能作为政策制定过程的价值指引,改善民生并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稳步增长的经济、民意表达行为的合法性地位以及公众表达政策偏好的能力是民意得以有效聚合的要素.由此,民意有效聚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凸显,需要利用制度内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重大决策听证等设计,以及网络、电子投票、远程视频会议等现代化表达途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的补充性作用才能使民意有效聚合起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并向政策制定子系统传输.     

网络民意的表达路径与收集机制研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的视角

网络民意影响政策议程和政策内容已成社会共识,而如何收集网络民意、让公共政策更充分地体现最广泛的民意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网络民意表达具有集聚和分散的双重特点:在政府动议的政策议程模式中,网络民意表达呈现出定向集聚的态势,短时间内集中于特定的网络平台之上;在公众动议的政策议程模式中,网络民意表达呈现出分散性和碎片化的特点,无固定的平台和时间点。与之相对应,网络民意收集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政府可主动设置网络平台,吸引网民通过制度性渠道集中反馈,可以方便、快捷、有针对性地收集网络民意;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全网式的广泛搜索,可以在全样本数据基础上展现民意全像。     

农民民意表达机制创新的浙江经验研究

农民民意表达机制的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近年来,浙江在农民民意表达机制的建设方面有很多创新举措,积累了不少独特的经验。浙江农民民意表达机制创新遵循了民主增量改革的路径,促进了协商民主理念的实践。为健全农民民意表达机制,还需进一步推动政府民意整合和回应机制的建立,推进传统民意表达机制的改革,建立健全网络民意表达机制。     

体制转型中的民意表达及其约束机制

民意表达渠道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不适应,是民意表达渠道梗阻的重要原因。从制度上解决民意表达渠道的梗阻问题,需逐步建立与完善促进民意充分表达的制度体系,并针对体制转型时期特点,积极探索有利于制度化保障民意渠道畅通的过渡性措施、方法,推进疏通民意表达渠道的实践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同时要深入民意表达渠道程序设计、指标评价体系研究,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民意表达渠道便捷、畅通的制约机制。     

司法视角下的民意审视

本文看重探讨了司法视角下民意与当事人意志、民意与社会舆论、民意与法律理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民意对司法产生的效果持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本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对于民意的所指不够精细决定的.民意,既是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体现的全体人民的意志,又是基于法律知识、社会常识和传统表达出来的群体性意见,而不是基于爱憎等情绪表达出的个人性见解或部分人的见解;从司法角度审视民意,法律与民意是互相包容的,但民意不能上行于法律.司法机关应该理性对待民意.     

论民意表达渠道的“四维”评价标准和有效性分析框架

当前,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公共政策以民意为依归,在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了更为准确、及时地了解民意,对于民意表达渠道应该进行认真全面的梳理和评判。现有的研究中,综合分析和评价各类民意表达渠道的论述较少,评判渠道是否有效的标准比较单一。本文提出民意表达渠道的＂四维＂评价标准,即真实度、整合度、通达度、被接纳度,并对渠道进行了分类,从而构建了一个评判民意表达渠道有效性的分析框架。     

论政治文明进程中的网络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作为一种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民意表达新方式,为民众提供了新的言说环境和表达渠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当前我国的网络民意表达仍然存在主体分布不均、代表性不强、表达过程缺乏理性、内容缺乏客观公正性、表达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采取发挥政府主导,树立信息权威;加快网络立法,规范网民行为;提高网民素质,优化网民结构;利用媒体资源,引导民意表达等措施,规范网络民意表达,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论民意表达的三个维度

现代多元社会,民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进程而展开和升温;我国民意表达的自由度和广度也大大提升和拓展。但民意表达仍然存在道路不畅、表达分散和无序化、表达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民意失真、失效和失范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应通过对民意的社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引导和规范完善,建立和健全有效、有力和有序的民意表达体系。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获取民意资源的途径

民意是政治的基础.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发展民主政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汇集民智,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拥护、支持,拥有强大的民意资源,从而保障了革命的胜利.     

网络民意与执政能力建设探析

民意即民心向背,民意的认同和汲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要素,在互联网环境下民众更多基于网络的民意表达,网络民意的出现对党的执政力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基于网络民意的执政能力建设可以从全新意识的形成、网络平台的有效利用以及制度的规范和履行等几个方面入手.     

社团组织与民意表达

无组织的个人不能顺畅表达民意,上令下行的行政组织也不能顺畅表达民意,能够顺畅表达民意的,是公民自主自愿联合起来的非政治性和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民意的表达、民意的整合与民意的贯彻,各自遵循着互不融合的原则要求;发展社团组织有利于公民维护自身权利,有利于党整合人民意愿,有利于政府建设和谐社会,应当将其纳入“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总体设计之中。     

民意表达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艰辛历程,我国民意表达的自由度已大大提高,但其现状仍可担忧,民意缺失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这既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主观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党的执政地位所导致的客观原因。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一股新的民主力量正在发展壮大,这是中国走上“民主之路“最强大的推动力,我国的民意表达将有新的篇章。     

论中国古代民意的表达与实现

民意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统治者只有让民意得以表达，化民意为政令，才能保证国家稳定繁荣。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民意表达的制度与机构、民意实现的条件的分析，认为民意表达与实现是中国古代政府运行的主体路线的反映。     

网络民意表达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分析

互联网的普及使民意表达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网络民意表达越来越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与传统的民意表达模式比较,网络民意表达方式既有积极促进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面,又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为此,政府应加快互联网建设,媒体要加强自律,而网民则需要提高网络素养。     

网络民意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对待网络民意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网络民意能够成为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又担心网络民意失序,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一矛盾心态源于网络民意的双重属性:它既有真实性、草根性的优势,又有非理性、偏颇性的不足.通过对形成网络民意困境的原因的理论解读和现实分析可知,为了使网络民意有序化发展,政府应当从培养理性网民、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强化信息公开、柔化网络民意的引导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当适当放松对网络言论的规制,严守网络言论规制的限度,以维持网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保障公民独立人格的发展.     

舆情民意与司法公正

司法以民意为基础,更要体现和反映民意。由于民意表达途径、方式与司法特有规律存在差异,在实现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司法与民意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如何正确界定舆情民意,探寻舆情民意与司法公正和谐共进的最佳路径,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现实意义重大。     

试论网络民意表达在强化执政能力中的效应

日益兴起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成为实现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即越来越多的网民借助网络平台诉求自身利益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网络媒介的固有特征决定了网络民意表达具有完善传统民意表达主体的结构,改进民意表达的议题选择等现实价值。顺应网络时代的发展,深入分析这些新的变化和要求,探索新时期如何更好的应对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