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分化与转型

先锋诗歌历来被视为与正统诗歌相对的整体而存在,人们只看到了它与正统诗歌的对立而忽视了其自身的差异。实际上,先锋诗歌的诗歌观念、诗人角色及艺术表现形式都处于不断的分化与转型之中,这种分化与转型既显示出先锋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揭示出"文随代变"的艺术发展规律。     

自我·先知·超验——论当代先锋诗歌人文主体的构成

先锋诗歌中的语言主体可以划分为自我主体、先知主体及超验主体。自我意识是自我主体的本质特征，独白是其言说的根本方式；先知意识是先知主体标示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超验主体是以超验意识的表达来肯定自身存在的，而解构性写作、零度写作、超现实写作是超验主体显示超验意识存在的实现方式。     

自我·先知·超验--论当代先锋诗歌人文主体的构成

先锋诗歌中的语言主体可以划分为自我主体、先知主体及超验主体.自我意识是自我主体的本质特征,独白是其言说的根本方式;先知意识是先知主体标示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超验主体是以超验意识的表达来肯定自身存在的,而解构性写作、零度写作、超现实写作是超验主体显示超验意识存在的实现方式.     

美丽混乱中的重新叙述——重论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诗歌叙事性问题

在当前学术话语的禁锢下,我们一直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矛盾,譬如面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叙述问题。谈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便要以80年代的滥情写作作为反面教材,却无视80年代中后期诗歌实验的努力;谈90年代诗歌中“叙事性”的代表诗人,却对这些诗人80年代对诗歌叙事的发生学意义所作的准备做以一言以蔽之的概括,那么这一切只能使“汉语诗歌被耽搁在虚假的先锋面具和历史转型的门槛上,而公众对诗歌有限的感受力也将为所谓的‘误读’继续败坏”。在历史分野与写作界限的叙述圈套之中,“叙事性”问题有必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进行回溯式的思考,其意义不仅在于艾略特所谓“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的批评功能的重现,同时亦是对先锋诗歌批评的“求真意识”的一次富有探索意味的秉承。     

历史意识与先锋诗歌观念的现代性重构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经历了一次诗歌观念现代性重构的过程。这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场景的大范围转换有关,因此这种诗歌观念重构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历史的不断的理解与接纳。在一系列的现代性思想景观的呈现当中,现代性本身在此间表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与历史深度牵连与融合生长的复杂形态。作为理解这一时段的诗歌观念的锁钥与现代性观念本身的新生,对于当下诗歌领域尤为重要.这可能恰恰说明了新诗艺术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     

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融——勃洛克诗歌研究

通过对俄国著名诗人亚力山大·亚力山德罗维奇·勃洛克一生创作的诗歌的深入分析 研究，得出一个响亮的结论：勃洛克诗歌的最大特点在于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 ，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较之纯象征主义的神秘、虚幻多了一份明朗、厚实，而较之纯 公民诗，则又多了一份含蓄与韵外之致。勃洛克诗歌的这一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向 往彼岸与关注现实的并存与融合；第二，沉入自我心灵和思考知识分子与公民的命运相互交 织融合；第三，革命与道德的交织与融合。     

流变中的估衡:1976-2006先锋诗歌批评

1976—2006年间的先锋诗歌批评,是一个在中国特殊的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能指和所指均在不断地向前滑动的批评,通过对先锋诗歌流变过程的全面考察、对其思想先锋指向的现代审视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认真估衡,探寻出了先锋诗歌运行的轨迹、特征和对当下及未来诗歌写作的意义。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及其重建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为价值目标的多元化、社会调控机制滞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道德教育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等四个方面.而道德重建必须分两个层次低级层次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带有法律的强制性;高级层次是道德信念和理想的树立,是纯粹的精神力量,具有自律性特点.     

“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个人化写作"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命名,也是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中不可忽略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通过对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人化写作"策略的选择和演变流程的梳理,对"个人化写作"的欲望化书写的深刻批判、对"个人化写作"复杂性和差异性的细致剖析,更为深入地解读了新时期以来的先锋诗歌中"个人化写作"的丰富内涵和诗学意义,也由此进一步地探索了先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有效途径。     

八十年代先锋诗的生存境遇及演变态势透视

中国大陆当代的先锋诗运动始于年代末年代初的朦胧诗。年代是百年新诗中最具有先锋品质的时期,708080经历了从先锋的草创(年代初期朦胧诗为代表)到先锋的勃兴(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为代表)两大过程。朦胧诗的8080先锋既有诗艺上的先锋,更有诗意上的先锋。第三代诗人更重视语言诗艺,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生存境遇,整个年代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情怀时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80     

"诗史"桂冠的排行榜及理念定位

本文论列文学史上主要有哪些诗人的诗被称为"诗史";并论述了凸现民族危亡的命运主题的杰出诗学成就才可以称为"诗史",以此作为"诗史"在理念、旨趣上的定位.同时,对"诗史"诗人的气节问题等,也进行了探讨.     

论百年诗体格局的偏颇及成因

研究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格局,能够帮助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推动现代诗歌健康发展。百年中国诗体格局的偏颇,就是新旧诗体对立从而导致新诗独尊,而新诗又以自由化的强势使格律定型诗体难以发展,同时对新诗俗体的过分重视妨碍了文人唯美诗体建设,对诗质革新的过分重视和对诗体建设相对忽视则妨碍诗体生成的生态环境。这种诗体格局偏颇形成同新诗发生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和诗学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我国信用缺失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失信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信用缺失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信号传递机制,没有形成透明度高、信息传递畅通的信息环境。二是成本收益失衡,缺乏有效的信用激励约束,守信者得不到应有鼓励,失信者得不到必要惩罚,在客观上形成对失信的纵容。     

传统伦理学的特质及其衰落——论蔡元培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的研究

作为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肇端,蔡元培将传统伦理学的特质主要归结为四点:其一.非宗教性是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取向;其二,传统伦理学主要把道德主体性理解为主体对自身行动的自觉划界;其三,传统伦理学强调整体性或合群性是道德之所以必要的基础;其四,传统伦理学将中视为整体内在秩序性与个体主体性的统一.同时,他将传统伦理学的衰落原因总结为无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为基础、政治宗教与学问纠结不分以及长期封闭而无异国文化做参照.     

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发生巨大转变。处此巨变中的人文学,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亦有不少转机:在日渐"分离"的大学校园,社会科学发展迅猛,人文学则越发退居边缘,风光不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由于十年来的大学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倍增,民众对人文学的兴趣转浓,与"国学热"形成相互呼应之势;而各高校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和"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虽仍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之中,但均以"人文学"为知识传授的核心,也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文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还不是其在大学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是被按照工程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的改造,各类学术工程和评审文化在大学里大行其道,其发展日趋数字化、模式化,使人文学特有的灵性和精神受到损害,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     

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25年历程之概观

本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之基本状况作一概览,认为中国哲学一开始便面临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与国内重要出土文献发掘论证之双重挑战.对25年来主要思潮及儒释道的研究分别作出了分析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作出了充分乐观之展望.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治理对策

每次通货膨胀由于发生的经济社会背景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典型特征与形成机理。本轮通货膨胀即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受美国金融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为保增长、促就业而货币投放过多,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收入攀比机制作用强化及结构扭曲与体制转型矛盾凸显等多重原因纠结作用的结果,具有急发性、影响深重性、输入性、价格欺诈与投机性及结构性等特征。因此,一定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切不可操之过急,过度抽紧货币政策,否则,很可能把刚刚刺激起来的就业增加变为失业扩大,伤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