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新证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自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里提出怀疑后,近年来文史界也有附会此见者。提出怀疑的人认为这首词不是岳飞写的,而是明中叶以后人的伪作。对于这些意见,已有人提出商榷,然各持己见,未能相服。今提几点新证。 认为这首词是明中叶以后人伪作的人,最有力的证据是认为“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未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余嘉锡语)这首词出现的时间问题,是一个硬证,这个问题解决了,别的证据,或非或是,     

王越与《满江红》词无关

<正> 邓广铭同志《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在《文史哲》发表后,博得海内外的好评,对《满江红》词是否为岳飞所作的怀疑,基本上可打消了。但文中对王越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跟《满江红》词无关?论证还不够充分,我想作些补充。六十年代初,夏承焘同志写了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我曾提出不同意见。夏承焘同志又写了《再谈岳飞满江红词》(见1962年10月21日《浙江日报》),作了答辨。他说:“我写《岳飞满江红词考辨》那篇小文,最初是受余嘉锡教授《四库提要辨正》的启发;后来捡得《明史》弘治十一年王越在贺兰山大破鞑靼族的记载,和岳飞《满江红》出现的年代只相差四年,触悟这两者可能会有关系。”那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夏承焘同志说:“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其时间就在赵宽写这首《满江红》     

《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

李庄临、毛永国同志《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一文,根据从浙江江山县收集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发现了一首岳飞在绍兴三年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诗(词)”.作者据此认为,这对进一步探讨岳飞《满江红·写怀》的真伪,“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但是,结合北宋后期和南宋初     

两首《水调歌头》的启示

近在《全宋词》里,读到岳甫的两首词,一首《满江红》,有些内容似写乃祖岳飞的事。另一首《水调歌头》词又与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有不少可寻的关系。过去解释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诗句,都认为语出“三国童谣”,如周振甫《毛主席诗词浅释》就说:“这两句表现手法的特点是活用典故,它借鉴了三国时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可是加以融化,看不出一点用典的痕迹来。”其实,倒不如说毛主席直接借鉴了岳甫的词。为了说明词题,把岳甫词抄录在下边:     

“贺兰山”新解

岳飞《满江红》词中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句。夏承焘先生以此作为《满江红》非岳飞作的依据,其实,岳词中的贺兰山并不是指今甘肃、河套之西的贺兰山,而是指贛州附近的文壁山,不是实指,而是典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赣县志》云:“郁孤台在县之西北隅,旧名文壁山,一名贺兰山”;康熙五十九年刻本之《西江志》亦云:“贺兰山在府治西北隅,     

“贺兰山”是实指还是借指?——也谈岳飞《满江红》的真伪

夏承焘先生曾以“贺兰山”为证据之一,疑岳飞《满江红》词是伪作。其理由是:贺兰山在西北甘肃河套之间,而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与“踏破贺兰山缺”方向背乖。(详见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去年十月,香港《明报月刊》又登了徐著新先生的《不是岳飞的〈满江红〉》一文。该文在夏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挥说:“全词最可疑的一句,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贺兰山’一地,在古代并不知名,北宋时始见于史籍。其地点,则是在甘肃宁夏一带,该地宋时是属于西夏,而当时西夏与宋,并无战争。所以贺兰山与岳飞心目中所要直捣的黄龙府不但相差甚远,而方向也大不相同。以岳飞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熟知地理形势的人,绝无可能有此南辕北辙的说法。”这些见解,从贺兰山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事实来看,自然是论据确凿,言之成理的。但文学作品往往不同于历史著作,特别是我国的古代作家都擅长用典,因此如果     

岳飞词论

岳飞是我国历史上最受崇敬的民族英雄之一。 岳飞词现存三首,诗有《题鄱阳龙居寺》、《题池州翠光寺》、《池州翠微亭》等十一首。然其诗的艺术成就远比不上他的词。现将除《满江红·怒发冲冠》之外的两首词评析如下。     

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正> 今年春间,我曾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并不是一首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该文发表之后,不久我即陆续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仍然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有些人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我对于前此那些持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论点,并未能一一加以辨正和纠驳;但多数人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且还有人向我提供了更有力量的论据。这两方面的意见都对我大有助益,也都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细致的考虑。现在写成的这篇《再论》,就是我在发表了前一篇短文之后,根据读者来信所提意见和所补充的资料,在最近几个月内反复考虑的一个结果。     

《补敦煌曲子词》校释(一)

周绍良先生自庄严堪所藏《维摩诘经》背后所录的一些敦煌词集为《补敦煌曲子词》一卷,共十三首,正如周先生所说,这是“未曾为人所知的一卷”。周先生又说:“曲子词一卷,前段已残失,仅存十三首,墨色极淡,无法拍照。”他从词中崇敬观音这一点,推断这些词为“唐代晚期”的作品。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注释正误一则

<正>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收入郭老读了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后写的《满江红》词,全集注释说:“本篇在收入《蜩螗集》前未见发表过。”此说不确。据查,这首词发表于1940年8月2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题为《满江红并序》,署名郭沫若。     

岳飞“两言”及其历史影响

岳飞(1103——1142)字鹏举,谥号武穆,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史书称其“业炳天壤,文泣鬼神”,他一生不仅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光辉的业绩,而且还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言论和著作。其中最有影响、最为人们所熟悉的,除了他那千古绝唱《满江红》之外,恐怕算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见《宋史·岳飞传》。有的史书称之为“两言”)这一著名的论述了。它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个字,但由于含义深刻,富有教育意义,所以,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广为传颂的格言。现根据有关史料,对“两言”略加评述。     

陈迩冬、金性尧先生苏诗名篇注释质疑

本文就苏轼诗《次韵僧潜见赠》等 10首名篇的若干文本解读问题 ,对当代学者陈迩冬、金性尧等先生的注释及解说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意见。陈迩冬先生与金性尧先生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前辈学者 ,陈著《苏轼诗选》与金著《宋诗三百首》 ,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出版 ,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愚鼓词》注释 (一)

<正> 例言一、《愚鼓词》系王船山先生词集之一,内分《前愚鼓乐》和《后愚鼓乐》两部分。《前愚鼓乐》为鹧鸪天词十首,《后愚鼓乐》为渔家傲词十六首,最后并附有和青原药地大师《十二时歌》一首。它是用道家乐歌形式阐述内丹丹法,借以抒怀之作。金陵刻本卷首题“夕堂戏墨卷八”。《船山遗书》金陵刻本和太平洋书局排印本及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均列入“子类”。中华书局《王船山先生诗文集》作为附录列在末     

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几种理解

<正> 本刊自第三期发表《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的通信》后,一些读者在来信、来稿中谈了对“三十功名尘与土”不同看法,兹摘编如下: 一、认为是视功名与尘土。上海读者施若霖说;“‘三十功名尘与土’跟孟轲所称‘富贵于我似浮云’,及毛泽东《沁园春》词中‘粪土当年万户侯’含义相类,应该说是积极的扬弃名利观点、鄙薄追求富贵荣华的豪语,和岳氏《满江红》全词激昂慷慨的气概是呵成一气的。”二、认为是视自己的功业建树象尘土一样微不足道。上海读者梁钫说:“对‘尘与     

关于“努力”的词性

“努力”一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推广处编的《普遍话三千常用词表》把它看作是“形容人的品性、行为的”形容词,冯志纯、周行健二位先生主编的《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也把它看作形容词,而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却把它看作动词。可见“努力”一词的词性,有些语法专家的意见也     

“别是一家”是词的艺术个性的概括

李清照《词论》中,“词别是一家”的中心论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也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指责。虽然指责它是“保守复古的理论”“应该批判”之类意见,已不被学界接受;但是认为它“排斥”苏轼的革新,反映了“保守的论点”的看法,却有相当影响。因此,就“词别是一家”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不仅对于全面公正地评价《词论》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研究词的创作规律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一些不成熟意见,就正于专家读者。     

论董以宁及其《蓉渡词》——兼谈艳体词风在清初的流变

董以宁是清代文学史程上一位名气不大但人生形态、文学形态均颇特殊的人物。在其各体裁的文学创作中 ,结为《蓉渡》一集的词创作最为擅场 ,其中大量的“艳体词”作品又尤为学界所争议。然详究其实 ,董氏除在“艳词”创作多发越处、为前贤所不及之外 ,其以《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为代表的“悼母词”更为词史补填了空白 ,系“不可无一 ,不能有二”之佳篇什 ,而董氏之词史地位亦可由此二者结合而认知。     

《尹文子》非伪析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这番议论,无疑正确。正因为鉴别伪书工作之重要,所以,近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并从事于这项工作。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轻率地将一些重要的古籍断定为伪书,使得学者们放弃对它的研究分析,害亦大矣。对于这一方面的利害性,考据家们似有忽视。本文对《尹文子》一书的“伪托”之说作些分析,冀求阐明:认《尹文子》为后人伪托,并无根据;应该重视《尹文子》中“名理”思想的研究。     

《登鹳雀楼》作者质疑

唐诗《登鹳雀楼》作者是谁?《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七第四页印着王之涣的名字,《唐诗鉴赏辞典》也肯定这首唐诗是王之涣所作,并作了分析;新版《辞海》在“王之涣”条目下写着:“传世之作仅六首,《凉州词》和《登鹳雀楼》尤有名。”然而,这首“意境雄浑,气势奔放,语言凝炼,音节铿锵”的不朽杰作,并不象人们所公认的那样,是     

宋代民间词论略

宋代的民间词散见于宋以来词的选集和宋人笔记中。清代朱彝尊编《词综》,始将一些民间词收在卷二十四和卷二十五中,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则选入了一些较优秀的。宋代的民间词应该是很多的,而于现存的宋词中却极为稀少了。宋词现存约二万首,民间词约只占百分之一点五(据1965年版《全宋词》共收词19,900首,近年笔者辑出民间词二百余首,估计约有三百首。本文凡引用者俱见《全宋词》,不再注明出处。)民间词的大量散佚,是由于文人认为它们粗俗和不谐音律,予以简单地否定;又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憎恨它们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现实性而亟于销毁;亦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门外文谈》,见《且介亭杂文》1953年版第95页)。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论述到民间词,可是“只提到敦煌发现的一部分,而于温庭筠以下的花间词人和南唐二主,南北宋诸大家,均不说起”(《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