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中西之学与世界哲学

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就哲学本身而言,走向世界哲学,意味着回归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原形态.世界哲学在植根于世界历史这一背景的同时,也表现为从人类普遍价值的维度考察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世界视域下的普遍视域,同时与哲学自身的发展相联系.从后一方面看,世界哲学进一步涉及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问题.与之相联系,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哲学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哲学形态.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沉思,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下,哲学的这种品格并没有改变,世界性与多样性、开放性、过程性将在世界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达到内在的统一.     

哲学的智慧与智慧的哲学

从"爱智慧"的角度理解哲学,其前提必须首先搞清楚"智慧"是什么。我们应从历史的、语义学的角度以及从知识、才能与智慧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智慧本身。不仅如此,还要看到,智慧并不就是哲学,哲学的智慧不同于常识的和科学的智慧,它是"大智慧"、生存智慧、"酸性"智慧和精神境界。与"知识型哲学"不同,"智慧的哲学"是对"哲学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就其本质而言,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一种"问题的哲学"。基于"智慧贫乏"的时代所提出的"恢复智慧"和"重返哲学的智慧本根"的要求,人们本质上应该回归"哲学的智慧",走向"智慧的哲学"。     

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

以近代社会的变迁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与走向近代的总的历史过程相应,中国哲学在折射近代社会变迁的同时,本身也不断取得了近代的形态,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既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又蕴含着其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知行之辩、价值观、人格理论、形上智慧等方面,对这一过程作一概览.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中国哲学:一种诠释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哲学的存在已近一个世纪。然而 ,何为“中国哲学”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辨析和澄明的问题。在学科的视域中 ,中国哲学通常被理解为研究的对象 ,这一理解的前提 ,是将中国哲学规定为历史中已经存在的形态 (既成的形态 ) :从逻辑上说 ,惟其既成或已然 ,始能成为研究与考察的对象。对中国哲学的上述看法 ,似乎更多地侧重于其历史的维度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国近代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等区分中 ,中国哲学便主要被视为历史中既成或已然的形态。然而 ,历史地看 ,以往的哲学系统在成为考察与诠释对象之前 ,首先呈…     

一本而万殊——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序

正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于"思"的理性,首先与"心"相关。心之"思"既展开为具体的活动,又以理、道等为内容。从思维的趋向看,中国哲学视域中的理性,更多地呈现辩证的性质。与之相关,在这种理性形态中,认知意义上对事(物)与理的把握以及评价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和确认,构成了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与赋予认识意义上的理性(心之"思")以认知和评价双重内容一致,中国哲学对实践过程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也作了广义的理解,使之同时包含"情"与"理"二重涵义。以上二重趋向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广义理性的理解。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依然得到某种延续。在这方面,梁漱溟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理性"的诠释,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念在近代的回响。     

从中西哲学比较到中观哲学

将中国哲学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加以观照,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属于中观思维,其特征有五:1.分别"两边",2.执两用中,3.否定辩证法,4.讲究经权,5.强调"时中"。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中观不仅是认识论与方法论,而且是存在论与人生的在世方式,它要解决的是"有"与"无"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依于中观的修行而定。故中国的中观哲学其实是认识论、方法论、存在论与修行论的合一。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

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儒、墨、道、法虽然旨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百虑一致,都把致思的最终趋向确定在世界对人的意义上,归结到价值理想的追求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     

从“感”看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古代哲学重“感”,重事物对于人的意味,重味觉。在“感”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生成了中国哲学重事物的“存在特征”、重质料与形式统一、重有限与无限统一、重实践优先等观念,也生成了内在包含时间、变化、对立性质的特殊范畴“象”。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在“不变、确定的思维”之中,保持“交易的、存在着的世界”的思想,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与承担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之反思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的探讨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题中之义。这一思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意识的分析和选择,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恰当路径,三是寻求这一路径选择中的核心指向。这一工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觉的前提性理论反思。     

中国哲学本体论中的有限性视域

在中国哲学本体论中,有限性视域相对于无限性视域如"天道"、"天理"或"太极"等而存在.有限性视域与人的存在相关,主要以经验世界为研究对象,其之所以存在的根源与人、器物和事理的有限性直接相关.在中国哲学本体论中,有限性视域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其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有限超越之路.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探析

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视探索中国哲学自己的研究方法。有关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以往大都从中国哲学内容的特性来谈;但首先厘清中国哲学家们不同类型的思维方法,以此来把握中国哲学的主体特性,应该更为合理可行。中国哲学的原典文献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是该思想本身的方法意识清楚,可以直接引用者。第二,虽未表达出其所用的方法为何,但是相对于其明显的目的性,仍可以掌握其方法者。第三是文本中并无方法的自觉,但可以由研究者透过问题意识的操作,来还原该作品所关切的问题与作者之目的。第四种类型则是无法用理论重构的实践与体悟的开垦之路。厘清不同的"开垦之路"有助于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经由对传统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反省,而发展出的概念范畴研究法,有将中国哲学研究藉由概念范畴作为哲学问题与哲学主张的两种进路。这一个方法虽能深入知识细节,却有问题意识不明确以及体系性建构力不足的缺点。因此应该提出有别于西方传统而适合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哲学基本问题作为研究进路,并且同时扮演解释架构的功能。研究中国哲学,当以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为中国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担负解释架构的功能,配合以概念范畴研究法能进入知识细节的优点,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对中国三教哲学作出准确理解、正确诠释。然后返回思辨哲学的思路,以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问题意识为进路,再来研究中国哲学,以获得崭新的创造性成果。     

龚自珍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开端

为什么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开端人物 ?清朝前期实学的困境为近代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龚自珍在总结古今文经矛盾及发展基础上 ,以今文经追求独立思考精神为中心 ,创造出以“我———心———私———情”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价值观 ;又以古文经实测方法为基础发展了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模式。个体主义价值观和实测的理性思维模式成为嫁接中西方学说的桥梁。以此为基础 ,中国思想开始步入近代。龚自珍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开端人物     

生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历史和未来

中国哲学在先秦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哲学传统。现代西方生命哲学推动了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生命哲学精神的自觉。对中西生命哲学特质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哲学的独特成就在于突出了对生命之中和状态的追求,强调德性修养的努力,注重运用类比和象征手法进行即时点拨。但中国哲学在思辨性、系统性以及个性创造力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通过反省和自我更新,相信中国生命哲学的传统一定会在未来中国哲学建设特别是价值体系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