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超越与内在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王阳明与知行之辩

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既是效良知说的逻辑展开；又是以如何效良知为指归的。良知作为本体具有先天性质，故必须把致良知的目标确定为从本然走向明觉，这就不能离开知与行的互动，由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一学说强调行不但是致知（本然之良知）的路径（中介）；也是判断真知的准则（具体存在方式）；而这一学说的目的则是强调德性与德行的统一，这是其"立言宗旨"。但从认识论上讲，知行合一则表现出了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的双重倾向，从而使这一学说表现出颇为复杂的形式。     

论王阳明的“动静合一”——从一元两层本体工夫看

王阳明倡导的工夫至少有两个特色：第一,因工夫围绕本体展开,本体与工夫合一,故其主张的工夫是一元本体工夫;第二,因本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故工夫又可以分为着意循理与自然循理两层。以一元两层本体工夫为视野,可以梳理出阳明论“动静”的思路。“动”有三层含义：有事,从欲,着意;“静”也有三层含义：无事,循理,自然。其中第一层中无事之静只是有事之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相应地,动静合一既可指应事与未应事的心是同一个心,也可泛指循理,还可专指自然循理。在后两者中,前者已经做到正确,后者则不仅正确而且自然。自然正确不仅是个体良知的极致表现,同时也是天道的特点。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论王学内在的二重性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着多重内容,而其主干则是良知与致良知说。从逻辑上看,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便是以良知为起点而渐次展开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石,蕴含着二重规定:它既以理为内容,同时又具有“吾心”或自心的形式;理主要是普遍的道德律,吾心则构成了主体意识的个体形式。前者赋予良知以普遍性的品格,后者则赋予它以个体性的品格。按王氏之见,内在于良知的理,通过事亲敬兄的道德践履(行)而展开为具体的道德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的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本体与工夫：从王阳明到黄宗羲

在心学系统中,良知赋有本体的意义,致良知则表现为后天的工夫。本体作为普遍必然的理性原则,是先天的,但并不是超验的,惟有在后天的工夫展开过程中,先天的本体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但在黄宗羲看来,工夫的展开并不表现为先天本体的实现,本体即形成并体现干工夫过程,离开工夫别无本体。     

从“功夫即本体”的命题看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实质

本文从“功夫即本体”的命题入手,深入剖析了黄宗羲哲学思想的本质。认为“工夫”是黄宗羲哲学中的本体范畴,它意蕴着“理气合一。”的思想,黄宗羲正是籍此推演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因此,把他哲学中“盈天地间皆气”与“盈天地间皆心”这两个命题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乃是对黄宗羲哲学的曲解。     

“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王阳明善恶观辨证

关于善恶,王阳明有着明确的界定:“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其意在于,意念活动随顺心之本体,即是“善”;意念活动违逆心之本体,则为“恶”。由此,“善恶只是一物”与“善恶终不可混”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就能得以和会:“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恶皆是就意念活动而言,故“善恶只是一物”;“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念活动于本体有顺逆的分判,故“善恶终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对善恶实在主义,后者则批评了善恶相对主义。而王阳明关于善恶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一方面,本心发动而有意念,意念发动而有善恶,善恶的分化实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则;另一方面,善恶是就心之本体的顺逆而言,而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故善恶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恶皆天理”并不是说善恶皆根源于本体意义上的天理,而是说对善恶的界定不能离于天理。实则,如何超越对待之善恶以回归绝待之至善,方是王阳明善恶观的旨趣所在。     

良知与审美——王阳明美学思想核心问题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王阳明的“良知”含义及其与审美的内在本质联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实质。本文作者认为 ,王阳明的“良知”既是一个道德范畴 ,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境界范畴 ,更是一个审美范畴。在其道德性与超道德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致良知”建构中展示着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试论王阳明和圣保禄的良知学说

本文立足王阳明和圣保禄的原著，从良知的内容、功能和归宿三个层面对两位大师的良知学说作了尝试性的比较、探讨，认为阳明的良知是心存善念，保禄的良知则是信主爱人；良知的是非判断功能扎根于良知的内容，而人的成圣与称义也有赖于良知的流溢、发扬。     

功夫市长

英国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森，是一个身高190公分，体重90公斤的大汉。作为一名市长，鲍里斯有一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十分崇拜中国功夫。中国功夫的腾、挪、跌、宕，翻、转、鹤，翅，在鲍里斯眼里，简直是出神入画，天下一绝，特别是对中国的成龙、李连杰这些武功高手，更是崇拜不已。他一直想拜成龙、李连杰为师，可惜，由于身为市长，每天公务缠身，分身无术，他只能将这一爱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他觉得，学会中国功夫比他当个市长更惬意、更快乐，那是～种真正的心灵放飞。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生命和艺术的本体论追问──评王岳川《艺术本体论》

王岳川教授的《艺术本体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3月版），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艺术本体论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从史和论两个方面对生命和艺术的存在状态和意义进行了追问，在从古典到后现代的历史清理中，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为线索，以全新的角度探讨了艺术与人的存在关系。一方面，对人类本体进行历史追溯和当代反思，力求从时代审美文化氛围中去透视艺术存在的当代形态，从而揭示出人类本体与艺术本体的关系所在。另一方面，从作品与接受交互活动中探寻艺术意义的实现过程，即通过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社会艺术活动的总体把握，从而把“…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论城市治理的“数据本体”及界面文化建设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过程融合为数据世界,"数据本体"基于数据世界生成和演化。从自然生成论和建构论角度探究"数据本体",其内涵和意义也复杂多样。基于建构论的观点对"数据本体"及其现实过程解析,这种解析过程有多方面的启示。城市治理过程涉及数据本体论问题,对"数据本体"的探究有利于认识和理解城市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