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与"教育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十五'计划中期的中国西部农村,哪些特征因素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通过对2004年2至4月进行的大型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贫困线设定在每人每年637元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估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贫困"和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历史因素等构成累积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教育反贫困"战略.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农村"十一五"期间"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     

杨维桢戏剧序跋新论

元末杨维桢的戏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元曲源流论、戏剧本体论和元剧时代特征论.其中,以<诗经>、<离骚>为元曲之源,认为戏剧便是借助"声文"表现"典故"以"警人视听",否认元剧是"治世之音"等观点,皆有其现实针对性或理论深刻性.然因其是以"复古"为理论号召、以古乐府为创作专攻的文学家,故而使之戏剧研究时常处于一种低调论说、保守评价的状态中,这似乎可成为评价杨氏戏剧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漠视审计的损失比浪费更惊人

说到厉行节约,人们习惯于停留在一分钱,一张纸,一滴水,一滴油等“小“的狭义节约上,而往往忽略“大“的广义上的挖潜. 　　譬如节约似乎与审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其实不然,近年来审计在规范经济运行秩序,堵塞经济漏洞,惩治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发挥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多.有统计材料表明,从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17.4万人.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共查出违纪违规金额3912亿元、损失浪费金额252亿元、管理不规范金额3398亿元(据&lt;新京报&gt;“审计法修订工作逐步提速“)……     

元代两性文化的变调--简论元杂剧中的"弃夫再嫁"与"商人插足"型婚变戏

有元一代文人士子的社会地位因草原文化的入侵而一落千丈,同时,以往夫妻间看似不可改易的两性关系模式也逐渐开始松动.在家庭婚变中,女性往往表现出以往不曾有过的积极主动.现存的一些元杂剧非常深刻地反映了这些社会现象.根据婚变戏剧情节发展不同,<渔樵记>等五部作品可归纳为"弃夫再嫁型"婚变戏,<青衫泪>等四部作品可归纳为"商人插足型"婚变戏.它们都孕育于元代特殊的文化土壤.     

『牛毛』出在谁身上?

据2003年11月19日&lt;新闻晨报&gt;报道,央视一年一度的黄金段位广告招标大会18日在北京举拍,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家企业负责人和代表经过一天豪赌,蒙牛最终以3.1亿元的巨额投入成为央视标王.……     

解字释“辞”舛讹之“海”——黑龙江人民版《现代汉语辞海》（2002年修订版）摭谈

字典辞书是无声的教师,对读者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字典辞书应严格执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中发挥重要的典范作用.舛误多达百处,以讹传讹,影响不可低估.指出不按国家颁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及<简化字总表>(1964年)、<汉语拼音拼写法基本规则>、<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以及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1986年)等规范标准解字释辞,因而造成不应有的种种错误.如何改变这种滥编乱出版、讹衰之多的语文工具书现状,当引起有关方面足够重视.     

洛道五丈渡汲水--《巾舞歌辞》抄袭事件与汉代中原地区的道路交通

<巾舞歌辞>是保存在<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等文献中的宝贵戏剧史料.由于声辞杂写,不可通读,近两千年来无人解晓.杨公骥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它是汉代著名歌舞剧<公莫舞>的科仪本,从而将有剧本可考的中国戏剧史提前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重要发现.西北师大赵逵夫却声称拥有这一学术成果的所有权,其根据即为赵逵夫1989年在<中华文史论丛>和1992年在<西北师大学报>上所发表的两篇大量抄袭、剽窃和错误百出的文章.本文对这一严重的学术侵权现象进行了揭露,并揭示剧本中关于"洛道五丈渡汲水"一句唱词对研究汉代道路交通系统的重要史料价值.     

《《报任安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补说》献疑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汉武帝太始四年和征和二年两说.徐朔方先生赞同王国维太始四年说并驳斥程金造<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有关征和二年的观点.分析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徐先生由于在一些地方误读文献,加之忽略了一些历史和生活常识,故而其<补说>并不能够证明<报任安书>写于太始四年,因此赵翼和程金造关于<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的观点应是正确的.     

论“郑伯克段于鄢”在《左传》中的作用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86年)共二百多年的历史.<左传>的开篇之所以选"郑伯克段于鄢",除"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刚好发生在隐公元年之外,还有一主要原因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在<左传>中起"开宗明义"的作用.     

萧统编《陶渊明集》的时间及其诗文"无丝毫胎息渊明处"

今本<陶渊明集>的篇次,大抵都是承萧统所编<陶渊明集>而来.萧统编成该集,为之作序,是在中大通三年(531)四月他病死前,并且不早于前一年的正月.萧统<陶渊明集序>推崇陶渊明,而他的创作并未显现陶渊明的影响,正说明萧统爱嗜陶渊明文风,是在他去世前不久,萧统没有足够的时间融化陶渊明的文风,创作出相似风格的作品.萧统编<陶渊明集>时正惭慨埋蜡鹅事的闯祸失足,失爱于父亲梁武帝,忧虑自己太子的地位被夺去,在极度矛盾苦闷中努力寻求解脱.古直和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关于萧统<陶渊明集序>写作时间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申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君臣关系与北宋前期政治--以寇准为个案

寇准是北宋名臣,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他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寇准的遭遇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巨子与君主、个人与国家、君臣关系与国家政治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续金瓶梅》的成书年代

《续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向有顺治十一年至十五年容城时作、顺治十七年赴惠安任途中作、顺治十八年杭州作三说;2000年发现的康熙四年审讯题本,录有丁耀亢"于顺治十七年独自撰写"的自供,但仍有不少疑问。从丁耀亢的行止与《续金瓶梅》内证看.《续金瓶梅》应是顺治五年至十一年在北京任旗官学时构思动笔、在容城任教谕时撰写完成的。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试析初唐史家令狐德棻的“调远”说

初唐史家令狐德棻针对齐梁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内容贫乏、情调低下、风格柔靡等不良倾向,提出了“调远”说,要求创造一种内容充实,情思高远,风格刚健的文学作品。“调远”成为贞观时期文学创作的风貌。     

诗人穷途亦为道——晚年元好问的存道文化心理

金末诗人元好问,不仅是诗坛旗帜,更是穷途而为道奔走的仁人。他为崔立功德碑撰文,出于存民之想;上书耶律楚材,只为存续衣冠礼乐载体之性命;谋修金史广辑史料,乃是惟恐道亡礼逸的力图保全之举。所以,虽说诗人晚年穷途,却是为道忙碌终身。     

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

美国史学家迈克尔@罗杰斯在<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中,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对<晋书>中的<苻坚载记>进行了系统的解构.指出其叙述的并非前秦的真实历史,而是运用了神话、想像与虚构的手法,折射了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与隋炀帝时期的历史;进而否定淝水之战为真实的历史,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用事实与想像混合而编成的一个虚构的故事.本文在介绍罗杰斯论文方法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质疑与批评,指出其论史方法虽新颖,但其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白居易佛学依止及其诗歌成就辩难

白居易在参差多姿的元和诗坛是一显例。他曾毫不含糊地以我佛弟子自命,并虔诚地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忠实地栖心释氏,却不能保证佛禅修习的得心见性,级质不高,进阶未远,之于佛学的依止不甚深,与此前的王维、同时代的刘禹锡,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个中原委,陈说成难。白氏痴于诗,迷于吟唱,常常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从接受史考稽,白诗流播亦广远,许多篇什透着佛禅气息,传递出对人生高妙的感悟,然而学人之于白诗的总体评价不高,此又成白诗研究的学术难点。苏轼的为难情绪或许代表了选家的心态:不与饭俱咽,即与饭俱吐,真教人难能所以。析难辩难,大致有如下原因:一是其对于佛学信仰大多止于礼仪化,难窥堂奥;二是牵挂见多,用志歧纷,儒释均未得真谛,往往在达际思想中隐,穷时又急于兼济,进退失据,信仰无凭依;第三,白氏之于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认识,与佛禅相去嫌远,其所执信、执着追求的八言不化、至哉八言等,早已落入禅家不屑的言筌;最后的原因更隐蔽些,虽不便缕析条陈,总觉与诗人的胸襟、志趣、操守有关联:史上白氏的好名、爱官职、爱富贵以及太过惜身,独怜自爱等等,似乎都无可厚非,然而就精神世界绝胜之境的营造建筑来说,很可能就是前前逝去,后后生起...     

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 ;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 ;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