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

维新前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阶层,他们是藩政改革的核心力量;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从未真正夺取过政权。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形成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国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决心与勇气去改变现存的体制,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日本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予了藩政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中国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人虽然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但疏于政务,缺少谋略。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是日本的下级武士;中国维新派主要是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明治维新时期,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戊戌变法时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不可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

政治文化研究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孙晓春重教化、正礼义是传统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儒家的教化哲学不仅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在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学术界对儒家的教化哲学大多持肯定意见，或以为儒家教化哲...     

当代日本哲学新思潮

日本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各国所注目,也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研究兴趣。而研究日本哲学是我们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一个重要途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既善于吸取外来文化,又善于保留自身传统的民族。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进行探索与创造,以此推进日本文化的不断发展。日本哲学作为日本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日本民族的这一特性。古代(以明治维新为界)日本主要吸取中国文化,如果说它也有哲学的话,则主要指传入日本的佛教、儒教、道教中的哲学思想;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把眼界从东方扩展到西方,以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为主,西方近现代哲学也随之被介绍到日本,从而开拓了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时代以德治国

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各学派大都把道德阐述和道德建设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教化的中心内容，因而各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论及德治思想。但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主要包含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之中，它长期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并构成我国传统的治国理论基础，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的积极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现时代以德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一、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以儒家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内容，它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与日本现代化

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５１年９月,美国在对日本单独占领时期,采取强硬措施,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不仅消除了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使日本成为一支和平力量,更重要的是还消除了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顽固存在的二元结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从而使日本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美国的改造,战后日本最终与中世纪一刀两断,跨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日本的现代化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     

日本早期进化论的演变及对中国传播的影响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原因在于：近代两国的历史传统、面临外强侵略的民族危机感导致的政治论争、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以及进化论的双重属性和特征等。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传播,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壮大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来阐述进化论对于日本,重点是日本对于中国理解和接受进化论的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同的影响。     

吉田松阴《幽室文稿》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和日本,由于地缘上一衣带水,文化上交光互影,形成了一个历久不衰的东亚文化圈落。在悠远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都曾如饥似渴地咀嚼过、吸取过对方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民族的学养,改造自己的国家。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多瞩目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为扶桑带去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对大化革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则青眼相看西方文化通过日本传入中土,对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起过直接的催化作用。然而大千世界并非如此绝对化,譬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提出过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案,但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改造日本的初衷,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不少启示的。     

论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转化

忧患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体现在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中。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滥觞于西周,成熟于孔孟。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强调人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其思维基础是古代的辩证法。针对不同的问题,先秦儒家具有应对忧患的不同方法和思想体系,但都有伦理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在当代社会,应该积极吸收先秦儒家忧患意识的积极因素,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日本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的"非儒"因素

家族人伦规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影响和约束最直接,也最具体。日本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但实际上只吸收了有益于统治的部分政治伦理,而在传统人伦关系的很多方面排斥和背离了儒家伦理。因此,日本人的家族关系与观念较为开放,实行变革的阻力也就比较小,可以比较从容、积极地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因素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 ,传统意识很强的明治领导集团为保障国家安全 ,达到民族独立 ,利用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顺利实现现代化启动。从某种意义上讲 ,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支持作用。但传统因素不断发展及其过分强大也将会扭曲现代化进程     

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

本文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作者通过分析几位日本近代文化精英,如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涩泽荣一、夏目漱石、汤川秀树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吸收与改造,认为经过他们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某些思想对日本近人的哲学、经济、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作者指出,探讨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家哲学的价值论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价值论又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分析儒家哲学的价值论,对于认识儒家哲学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深刻影响,把握传统哲学的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的特点与新哲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以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要为目标,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之根。中国必须创造出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独立的现代的理念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是非宗教性的文化,宗教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哲学才是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宗教在中国相对不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原始性,并有造神机制。儒家的伦理哲学同时承担了宗教的功能,具有满足信仰和感情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主义形式下的宗教、政治、伦理三者合一的形式。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必须适应这种传统,承担起儒家哲学的功能。儒家文化不是历史,而是活着的现实,始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本近代经济文化思想形成与发展之研究

近代以来在各种外来学术和思潮的影响下,日本的经济文化思想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日本最初的经济文化思想基础是中国的儒教思想;明治维新时期,诸如德国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新古典经济思想、保守主义思想等思潮先后涌入中国,并与日本的学问传统和经济环境融为一体,为以后日本的经济思想的更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经过孔子、孟子、董仲舒、程朱、黄宗羲、王夫之、康有为、徐复观等儒家的改造,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特征。从最初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追问开始,直至自身本体论、方法论的建构,儒家政治哲学都体现出与儒家道德学说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在今日中国,儒家政治哲学仍具有生存的根基。不过,我们要认清政治儒学、西方社群主义同儒家政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其自身的现代转换问题。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恕道"在当代危机中的普适性与积极面向

当今时代强调文化多元化与价值相对主义,这无疑是文化民主化的世界趋势.但多元的实际却未必相对,因为其中夹杂着民族和种族以及地缘政治的利害冲突.当今世界危机频仍,由此,在追求差异中寻求新的普适价值与人类共同承担面向未来的责任,就是一项文化的紧迫任务.当然,这样的普适性在当代也只是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即人类有必要认同的共同交往与和平共处的最低限度的价值基础.本文从中国传统儒学和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资源中提炼"恕道"这一核心价值,把它看成这一共同建构的基础.因为"恕道"这一概念,可以沟通传统道德、后现代哲学、伦理学和神学提出的认知体系,"恕道"是后现代文化建构的一个价值基础.     

《大同书》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

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李卓明治以来，家族制度不仅是日本重要的道德问题，也是重要的法律问题及重要的政治问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尽管在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都渐渐实现了“近代化”，但在社会方面的“近代化”却远远落在后面，传统的、封建的家族制度及由此派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