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赤诚地嬗变着自己——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散文家、文艺趣论家。他以绚烂柔美的诗文、赤诚坦白的心灵、认真严谨的精神,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和崇敬。何其芳是从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以“汉园三诗人”的美名而崭露头角,而且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诗人,何其芳奉献于社会的诗作数量不多,五十年间,仅有《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和     

情文具备真歌哭——学习陈毅同志的诗作

陈毅同志的诗词创作,以其独特的思想艺术风貌,使他置身于“五·四”以来最优秀的诗人行列而毫无愧色。他的一些优秀诗作,如《梅岭三章》这样用血泪写成的正气歌,使人联想起历史上同类的不朽名篇,如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于谦的《咏石灰》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毅同志的诗作将越发显出其不朽的思想艺术的光辉。陈毅同志的一生始终和中国革命的历程相伴随。他不仅“横枪跃马经殊死”,而且“秉笔勤书记战程”(张茜《陈毅同志诗词选集编成题后二首》)。这种战士而兼诗人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诗作具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把陈毅同志的诗称作史诗,是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万米云霄思广远——序《杨光彦诗词集》

光彦同志是诗人,他少时即为诗,可以说,诗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写在日记里的,在文化革命中,诗和日记都被抄走了,我们为此有着不小的遗憾。但就是现在这些新时期的作品也给我们留下了诗人的鲜明形象。 读《杨光彦诗词集》,我很感动。这是我们时代的诗的纪事。诗人真是象他在60岁生日时在飞机上写的那样:“万米云霄思广远”。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     

谈《鸟鸣涧》

《鸟鸣涧》是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的第一首,是一首著名的山水诗。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过去曾被某些论者誉为“诗佛”。他事实上也真是一位佛门弟子,连名字都取自《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是佛门弟子,却过着世俗地主的奢华生活,王维是亦官、亦隐、亦居士,和他相差不多。这位诗人随着人生态度日益消极和佛教信仰日益虔诚,就日益欣赏生活中和自然中那种与佛教的寂灭思想、隐士的闲适心情相适应的幽静的情趣。静的美简直成了他后期山水诗、也是他大多数山水诗的共同的境界,《鸟鸣涧》也不例外。     

飘香的黄土

记得十五年前我刚到宁夏后不久,就听到有的宁夏籍同志不无自负地对我说:“秦克温是我们宁夏的诗人”。说实在的,起初,对这种说法的含义我并不大理解,心想这不过是说秦克温同志是宁夏人罢了。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秦克温同志的诗渐渐增多,又不时听到一些宁夏同志对于秦克温同志的诗的评价,我才真正明白了,那些宁夏同志之所以把秦克温同志视为自己的诗人,是因为他的诗比较好地反映了塞上江南的乡土气息。将秦克温同志的诗作与其他一些外籍宁夏诗人的作品作些比较就不难发现,秦克温同志在把握生活、拓展诗情的深度与广度方面,确有更为浓郁的“宁夏味”。     

闻一多诗中的色彩美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是一位具有卓越贡献的诗人。他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不但给人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和鼓舞,而且也给人以艺术上的多方面启迪和丰富的美感享受。恰如臧克家同志所说:“‘五四’以来有成绩的诗人很多,但艺术特色鲜明,卓然成家,使人读了诗就知道它的作者的人,并不多。一多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种突出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讲求语言的色彩美,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一) 闻一多向来重视诗歌的色彩。这种重视,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闻一多从小就喜欢美术,早在十一、二岁时,就能画得一手相当真切的山水人物。进入清华学校后,更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据     

岑参诗中的轮台及其它

岑参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因他几度出使边疆,戎马倥偬,对征战生活和塞外风光,深有体察,所以边地的风土景物,在他的很多诗中,被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人们把他的这类诗叫边塞诗,誉岑参为边塞诗人。最近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的《唐诗选》中岑参的几首诗,觉得注者给“轮台”等所作注解和诗中所描绘的征战生活的地理方位与塞外风光不符,甚至有的正相抵牾。现在仅就个人所知来谈谈这些问题,并与编注者商榷。     

从创作表现手法看《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我们仅从其表现手法看,就可见其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首先,《离骚》浪漫主义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和谐统一,这既符合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在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屈原创作《离骚》源于他的社会实践（即政治斗争和生活遭遇）,源于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离骚》中,他揭露了楚国“规矩而改错”、“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的腐败政治以及楚君…     

“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吗?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说:“剩余价值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而是扩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共有经济范畴。”(《学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五期)后来我们又读到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981年7月25日第4版)。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再一次明白地提出这个观点,但显然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我想就卓炯同志在两篇文章中涉及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卒年问题——与茅盾同志商榷

《收获》复刊号上,茅盾同志的《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一文中,曾提到唐代诗人韦应物,并对他的卒年发生疑问。两《唐书》都不为韦应物立传,使千载以下对这位诗人究竟卒于何年都成为疑案,正如杜甫诗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确实是一桩憾事。清纪昀号称博学,乾隆修《四库全书》,他做总纂,校订整理,每书都作《提要》,为乾嘉以后学者所称道,今人整理古籍,也常把他所写的《提要》冠于卷首。其实他缺少实事求是的学风,往往连原书都没有细看就写《提要》,以致常常造成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他在《四库提要》集部四十六提到韦应物时,竟说“宋姚宽《西溪丛语》载吴兴沈作喆为作补传”,硬把《寓简》作者沈作喆(明远)代韦应物作的补传拉进姚宽的《西溪丛语》里去。事实是:沈     

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认识论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基本思想是调和矛盾、否定斗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这是杨献珍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1955年,他在《什么是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爭——批判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題》等讲稿和文章中,就曾宣扬过这个思想。当时,他是通过大讲认识论来宣扬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需要     

希望的火花——读再耕的咏物诗

再耕同志是重庆青年诗人中比较勤奋的一个。他在教书和编辑工作之余,写了很多的诗:有歌唱党的生日的,有赞颂新的生活的,有托物言志的,也有儿童诗篇。我格外欣赏他借山、海等自然景物来抒情的咏物诗。记得是在1980年,我最先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他的组诗《山海吟》、以后又在《花溪》、《朔方》、《贵阳?报》、《成都晚报》、《山花》、《沱江文艺》、《??》、《清明》等报刊上,陆续读到他的咏物诗近30首。我衷心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丰收     

也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正> 晁福林同志《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文(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五期),批评了那种对这个口号任意解释、任意引申的作法,对问题的研究应当说是进了一步,他对“种”字的诠释,论定这个口号不反天命,我都不敢苟同,现就我所知写几点意见。(一)“种”字的训诂晁福林同志从《史记》中寻求内证,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探讨“种”字的含意,方法是正确的.他指出:“用‘种’来指人时,通常指人的族类,……在古代汉语中也可以引申为后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

爱国诗人屈原,是在滚滚的汨罗江中,结束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生命的。弄清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对于了解这位诗人的生平,研究他的晚期作品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提出,屈原《哀郢》“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定屈原沉江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殉国难。例如,郭沫若先生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屈原考》中指出:“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又指出:“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在智性抒情的“僻路”上──评金克木三十年代的诗

正如施蛰存一直坚持根本不存在现代诗派的观点一样，金克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现代派”诗人；但我们说他是“《现代》派”诗人恐怕是不会错的。金克木走进《现代》多少有一点仍然。他虽然在二十年代于故乡安徽寿县读小学时即已开始习诗，１９３０年前后来往于北平的几所大学旁听时笔耕愈勤；但当时他并“没有以诗出名的欲望，甚至没有挣稿费的‘野心’”①，只是借诗抒发感情而已。１９３２年，在山东的中学与初级师范任教的他，随意将草就的《秋思》等几首小诗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不想那位朋友竟把它交给《现代》刊发了。因之诗人深得编者…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永远进击,革命到底——鲁迅精神的出色传播者和身体力行者陈毅同志

“并世不识面,文藻实我师。”陈毅同志在1955年2月初参观了上海的鲁迅故居之后所题的诗句,是他热爱和尊崇鲁迅先生的肺腑之言。1925年3月,陈毅同志在《我们的生活》一文中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活时,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长处在于“不是在向大众撒谎”。陈毅同志的这个自我评价道出了     

张船山与袁随园

最近读到洪钟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80年第六期上的《论张船山的诗》一文,受到不少启发。在当前的学术刊物中,这样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和评论船山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我只想就洪钟同志所提到的张船山与袁随园的关系提一点小小的异议。洪钟同志在文章中说:“从诗歌流派上看,张船山是属于性灵派的诗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说,“他对袁枚很崇拜”,又说他主张“师法袁枚”,这却值得商榷。首克,船山是不承认这点的。《船山诗草》中有一首诗,是有人说他诗学随园,他公开加以否认:“……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他在《寄贺简斋先生八十寿》诗中,虽然不免有些歌颂之词,但如“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之句,固是恰如其分,也还有点讽刺之意,足见他不是真正崇拜随园的。从诗的风格上说,随园是学杨诚斋的(这点     

重读《女神》

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一年来,每当我们想到这位革命前辈,就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怀念。当此“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重读了他在“五四”时期的诗歌杰作《女神》,深感这些写在六十年前的诗篇,并没有由于时代的推移和变化而消失她的夺目的光彩,反而使我们更感到无限的亲切和钦敬,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