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重新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法的合法性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文化

法律必须被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法律合法性确认之上的.当前我国存在的法的合法性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现代法治观念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法治要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就必须重视传统法文化的作用.如何从法的合法性视野中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造出一套融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文化,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及其日趋完备

治国方略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根本大计。江泽民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共同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治需要以德治为基础，德治也需要法治作保障，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成为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德并举，既要加强教育，也要健全制度，更要领导率先垂范。     

从"法"人走向"法"国家--中国法治切入点的理性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要把法治导入现实社会,“切入点”的寻找,便成了构建法治国家或社会最现实的首遇难题。笔者认为,就目前我国法治建构的初期来看,应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的“切入点”。只有用法律的手段治住了“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有所作为。一、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切入点的缘由之所以选择“法”人作为“法”国家切入点,主要缘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在内心尚未树立起法律权威。在治国层面上,这里的“人”应包括法律赋予一定职权的“为官者”和受“为官…     

论法治的人性基础

论法治的人性基础叶传星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可以更广泛地把它理解为一种秩序类型，即法律作为至上性的社会调整方式的社会秩序。本文把法治作为一种秩序类型来阐释法治的人性基础。以往我们乐于说明法治的经济、政治基础，却往往忽视或回避法治...     

通过两维的社会控制走向法治 ——以当代中国法律为例对社会控制论的探求

社会控制论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在研究中常常被片面地理解，这对于法治和人权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此从分析澄清社会控制的主体、系统构成和维度问题入手，进而提出通过法律来设定“人权”作为基本的目标，利用指引、支持、规惩、扶持等复合的方式，对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力领域实行两维的社会控制。希望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及其制度，探讨人权秩序化和走向法治的途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困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 ,在人类进入全新的社会之后 ,这种积极和进步意义则显得苍白无力 ,因此遭受到批评和否定。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法治的原则 ,却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同起来。因为这种原则不适合于现代法治建设 ,更不适合于法律实践 ,因此给中国现代化带来很深的影响 ,并由此产生许多困惑。本文试图探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出现的历史原因的同时 ,对目前法治建设中的一些困惑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民间法意义上的盐业合伙契约

凝聚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并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民间法,弥补着国家法留下的“真空”,充实了社会控制体系,使纠纷解决变得便利和经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吸收,民间法还能转换为国家法,从而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我国人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属于一种“普遍性判断标准”或广义上的“法律渊源”。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契约形式,无疑属于民间法的范畴,通过对其具体内容、历史作用以及民间性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在国家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为民间性规范留下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制度性资源。     

中国古代“法治”辨析

“法律”与“法治”都属于古今沿袭而含义有别、中外通用却理解不一、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法治”概念本身逐渐具备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但是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深层仍然保留着古代“法治”概念的若干成分。因此,有必要认真地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加以区分,而欲真正把握“法治”概念的古今区别与联系,首先应该正本清源,对中国古代的“法治”作法律文化的考察。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我国城市居民法治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资料,对我国居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与美国的同类研究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中美服从法律的程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我国居民对司法机构的公正性有较大的宽容度,由于对法律是否服从源于人们是否认同法律的“合法性”,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人们法律意识的强弱,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中国在走向法治化社会的过程中,虽然中国法律权威的建立有赖于政府权威,但法律权威只有尽早脱离政府权威,并成为超越一切权威的权威,法治化进程才有可能完成。     

刑事政策视野下醉驾入刑的正当性论析

从刑事政策的视角看,醉驾入刑是立法机关所作出的一项正确选择。作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醉驾具有入刑的必要性。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醉驾现状,原有的处罚已不足以抑止此类违法行为以充分保护公共交通安全,故将其入刑亦符合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然而,具有入刑的正当性,并不代表立法规定本身及实施过程中的完美性,入刑后存在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微博、规制与行政法治

作为上位法,《电信条例》和《管理办法》不能为《规定》关于用户必须使用真实身份注册微博客账户、网站提供微博客服务必须经过审批的条文提供依据,《规定》为行政相对人设定的义务和责任,突破了上位法的明确规定,《规定》对政府规制权力的宣示和预设缺乏合法依据,是一部存在合法性瑕疵的政府规制文件,与行政法治的要求不相符合.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主化重建*——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医改”进程审视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展现出浓重的法治诉求.特别是“医改”的议题设置及其“问题化”、方向讨论中的利益博弈、“案件”披露的制度性反思等等,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层级”共振和溢散效应,不仅对公共政策合法性进行了民主化供给和时代重建,也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了新兴动力和支撑.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法治正当性的内在根据

以个体的行为自由为核心的法律权利应当而且可以保障和维护以个体的内在自由为核心的普遍道德权利。这是法治正当性的内在根据。以三大绝对律令为代表的普遍道德法则是检验法律权利正当性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及其合理性 (广义 )的必要条件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法律职业的反思与重建

当前,我国的法律职业在职业理念、职业生活方式、职业伦理以及职业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与职业化要求相冲突,并影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重建一种与现代法治要求相契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已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关键。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建,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知识的补充或司法资格统一考试问题,更是一种职业类型的转换和职业合法性的重塑问题,归根结底,它涉及司法权力性质从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深刻转变。     

邓小平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思想探析

执政合法性关系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持久,因而是现代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执政规律的过程中,邓小平关于执政合‘法I陛的理论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加强集体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对任何特权,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重塑党的权威,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防止两极分化,保持社会公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