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子的批评而思

朱熹关于邵雍观物说近"释"、似"老"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以物观物"的思想主要不是来自佛、道,而与《易传》有更深的渊源。朱熹引入好恶之说解读"以物观物",为邵雍观物说找到儒家经典依据,亦符合邵雍本人对"观物"的理解。朱熹在"以物观物"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以及"物各付物"等命题之间所做的比较,启示人们:"以物观物"主要不是认识论命题,而更多地与修身养性的功夫以及待人处世的伦理实践原则有关。     

邵雍之自然审美意识及其诗作与影响

两宋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坚持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但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传统儒道两家自然审美意识的影响,作为理学家的邵雍则提出以物观物说,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其思想理论中的理,即所谓天理,是天人一体的生成域,由此,在他看来,天人是相依、相与、相存、相融的。运用到诗歌审美创作,则应该以超越私欲、超脱自我、摆脱尘世羁绊的天下之心去体悟天地之心,存其所存,生其所生;在表达形式上,做到语言简洁、描写生动、纯净无暇、平淡素朴,以呈现自然景物、社会生活的原初本真存在态势,不加妄为,顺物自然,因其自己。影响所及,致使一部分理学诗人,如周敦颐、程颢等,其诗歌审美创作的诉求突出的表现为自得自然、任心随意,注重自出机杼,体现出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崇尚。     

反观之美——论邵雍“以物观物”思想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联

以物观物是邵雍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这一思想贯穿于邵雍的诗歌创作。以物观物关键在无我,无我故静,静则无情物之滞累,进而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才提出了八因、四不的原则。     

反观之美——论邵雍"以物观物"思想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联

“以物观物”是邵雍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这一思想贯穿于邵雍的诗歌创作。“以物观物”关键在“无我”,“无我”故“静”,“静”则无情物之滞累,进而在他的诗歌创作申才提出了“八因”、“四不”的原则。     

邵雍的知行观及其与二程的差异——兼论蒙培元先生关于理学知行问题的论述

邵雍的知行观一直是个被人忽略的问题,在关于邵雍本人思想的论述中很少被论及,在专门的知行问题的讨论中也少被提及。比如蒙培元先生《理学范畴系统》中的知行部分就是一个例子。邵雍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不是很系统,而且主要以诗歌形式出现,这是被人忽略的主要原因。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姚莹的诗学观及其诗学价值

姚莹既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又是嘉道时期经世文士的杰出代表。在诗学方面,受家族和时代的影响,姚莹强调古今并重,主张诗歌必须表现真情,同时又追求诗歌的道德教化、经济天下的功用,他的诗学观念熔个性自觉意识与士大夫情怀于一炉,显示出继续与新变交汇的特点。姚莹诗学观念所呈现出来的变化,无论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学还是桐城派诗学,乃至于晚清诗学,其所具有的转关意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凸显。     

论高珩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高珩是明末清初山左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他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有较强的功利性,认为诗歌娱心。高珩对明七子和晚明以来的诗坛论争进行了思考,提倡自然“元音”。他的《栖云阁诗》取法白居易,随性自适又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歌行创作反映明清易代的巨变,有以诗存史的意义。     

幸福哲学研究刍议

幸福哲学以幸福学为其理论前提,它与传统的从哲学角度看幸福问题的＂幸福的哲学＂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淆＂幸福哲学＂与＂幸福的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幸福与个人幸福是辩证的统一,个人幸福的获得既靠自身的体验与感受能力,同时也靠其生存环境与社会制度;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是幸福的二重属性。     

几个幸福难题之我见

从分析幸福概念、幸福价值和幸福本性中可知：幸福,就其形式、样态来说,它是主观的,是主观的心理体验;就其内容、内在本性来说,它是重大需求的满足,是存在发展的完满,因而是客观的,具有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本性。所以,幸福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物,是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虚幻幸福与真实幸福的统一物。     

黄庭坚禅悦诗风的诗学意义

黄庭坚喜禅,使其人格品行平添保障,居官书<戒石铭>誉满天下,有"吏不悦,而民安之"的惠政,居世持学者式的公平公允而超然于党争之外;其诗之禅悦衷慕荆公又施敬东坡,禅行禅悦的"茶客"形象,吸引同辈人后来者氤氲成一种"诗社"氛围,恰便是诗发生的优渥前提;其诗学诗主张明晰而肯定,"夺胎换骨",谋篇得法,"点铁成金",锻炼有术,令初学新人可得门径,循法入室,诗学史上影响深远;立足于发展史审视,生机盎然的诗一经成"法",则必为"法"所囿,形成新的束缚局限,江西诗派所呈示的教益、教训正在这里.     

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当前诗学的哲学化倾向导致了理性诗学的严重危机,使它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文本自身,因而重建回到文学本文的诗学是诗学建构的当务之急。重建本文诗学有三种基本的途径:文本细读法、本文批评法和兴辞诗学的方法。重建本文诗学一方面可以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使诗学真正回归到文学自身。     

从幸福和教育的关系看“幸福教育”之可能性

幸福和教育是密切关联的,幸福应该是教育的目的,好的教育应该极大地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幸福。幸福需要教育,教育也需要幸福。幸福教育是以人的幸福情感为目的的教育,它要培养能够创造幸福、享用幸福的人。幸福知识、幸福技能的传授是必要的;幸福品质、幸福人格的养成是必须的;幸福教育的实践是可能的。     

对幸福观与幸福感的多视角理论探微*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大多数人对幸福观与幸福感二者并没有作必要的区分。幸福感仅仅从个人的主观体验来验证幸福,而幸福观是从理性的认知层面上来确认幸福,二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只有幸福观才具有教育和引导人的可能。     

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

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学的历史应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同时也是作品再生产的 过程,是历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反应和评价的历史。对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的接受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涉及二者在 接受主体、接受场域（环境）、接受（传播）过程与方式等方面的情况。     

论"邵康节体"诗歌特征及其对于宋代诗坛的意义

作为"自乐"、"乐时"与"乐万物之自得"的诗歌,"邵康节体"诗歌以"自在"取胜。它在诗学途径上空诸依傍,在写作心态上随意闲适,不讲究格律的经验和语言表达艺术,是宋代诗歌主流之外的别调。但这并不意味着邵雍诗歌与时代诗歌风尚完全分离。在自在和自得的创作心态支持下,他将所谓的"宋型诗歌"带向了诗歌这种文体所能承受的变异之极限,到达了诗与散文的分界线。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略论巴赫金的诗学研究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广泛涉及社会学诗学、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诗学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对当今文论建设也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