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鸟”字释读辨析——兼释《尚书·尧典》的“星鸟”等语

商代甲骨文中被释读为“鸟”的字,一般画为大鸟之形,按卜辞文意及商人的凤图腾崇拜之俗,本应读作“凤”.在“鸟星”及“不其鸟”等辞中,所谓“鸟”字应读作“凤”,借为“风”;“(辅)星”与“鸟星”同义,“(辅)”亦为“凤”字之别构,借为“风”.“帝鸟”多半应读作“帝风”,而“帝史风”或可读作“帝史凤”.“鸣鸟”亦当读作“鸣风”或“鸣凤”;“取鸟”、“获鸟”则大抵应读作“取凤”、“获凤”.卜辞指称鸟类习用“隹”字,有无个别辞例中被释为“鸟”的字可读“鸟”之本字,目前还不能确定.《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等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皆当别作解释.     

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

论《尚书·盘庚》之“生生”──兼论盘庚徙都及其本人的历史地位刘运兴《尚书·盘庚》，反映商玉盘庚时王室衰乱，盘庚率众徙都，这是商朝中叶复兴的一个重要事件。文章的内容，记盘庚将迁都时，臣民安土重迁，惰性养成，群相咨怨非议，盘庚于是颁命告谕之，采取果断措施...     

《招魂》、《大招》题义新说——兼论大、小“招魂”说之非

今传本《楚辞》以东汉初王逸《楚辞章句》为最古老。此本内收有《招魂》(题宋玉作)和《大招》(题屈原或景差作)两篇。对这两篇题义的解释,有不少望文生训者。其中以(宋)孙志祖《读书脞录》的诂解最有代表性,至今犹有影响,实非。 孙志祖本之于张载《魏都赋·注》,谓太史公于《史记·屈原列传赞》所言的《招魂》,即《大招》;由于宋玉又有《招魂》     

《文史通义》释"下学上达"疏证--兼论章学诚与朱熹、王阳明学术思想之关系

章学诚在晚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篇中 ,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归于浙东学派。他所梳理出来的浙东学派源自陆九渊、王阳明 ,经晚明刘宗周 ( 戢艹 山 )传至清初黄宗羲 (梨洲 ) ,梨洲下开万氏弟兄 (斯大 ,斯同 )、全祖望 (木射山 )的经史之学。这与他在 1777年所作的《朱、陆》篇勾勒出来的朱子的学术谱系形成了一种对衬。从学术史来看 ,这两个谱系中 ,宋代有朱(熹 )、陆 (九渊 ) ,清初有顾 (亭林 )、黄 (梨洲 ) ,至清中叶则隐含为戴 (东原 )、章 (实斋 ) ,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表现出章氏本人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自负。而在乾嘉考证之学盛行时 ,章学诚在…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论“一与多”的对立统一规律──兼评《物质·意识·场》

论「一与多」的对立统一规律兼评《物质·意识·场》苏祖荣一、问题提出：唯物辩证法要加以解释和发展１．１８７９年，恩格斯完成了一篇题为《辩证法》的论文。该文把辩证法的最一般规律概括为：（１）质量互变规律；（２）对立统一规律；（３）否定之否定规律。２．这三...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兼论《侵权责任法》第8条之规定

共同侵权行为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主流学说,不同的学说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标准持不同观点。主观说之"共同"在于"共同过错";客观说之"共同"在于"因果关系不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其"共同"在于"共同过错"。     

也释龚自珍《尊隐》中的“山中之民”——兼论龚自珍早年的革命思想

《尊隐》是龚自珍(1792—1841)自称其少年时所作之“高文”,素称难读;而“山中之民”则是《尊隐》中的中心词语。搞清“山中之民”的实在含义,对读通《尊隐》和正确评述龚自珍早期思想,关系很大。关于“山中之民”的含义,学界迄无定论;对《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思想,因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指的是农民,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的思想。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只把扫荡黑暗、促进未来社会巨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人才’身上,那些‘鄙夫、皂隶’们是没有份的”思想。有的认     

“以舞结情”风俗与《诗经·陈风》中的舞蹈爱情诗——兼释《月出》题旨

远古时期是舞蹈的黄金时代。彼时的舞蹈不仅是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也是男女情爱关系缔结的重要媒介。这种"以舞结情"的风俗被巫舞吸收,并伴随着巫风的流行而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承。《诗经·陈风》中的《宛丘》、《东门之枌》所展现的男女情爱,便是这种远古风俗的反映。因此,弄清楚这种风俗的来龙去脉及特点,对于理解这两首诗的意蕴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陈风·月出》一诗的题旨。     

论《记念刘和珍君》的贯穿线索——兼释“出离愤怒”“默无声息”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熔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熔铸时的取材范围,固然是以刘和珍的有关事迹为主,扩及“三·一八”惨案的各个方面:爱国者的被虐杀、“三个女子”在枪林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而不恤,中外杀人者的逞凶、“流言家”的助虐;但是,这些为鲁迅所不忍闻见,因此,他虽然早就觉得应当写记念刘和珍的文章而仍迟迟握笔;写了下来的,他也以为是“说不出话”的文章。可以想见,他在熔铸这些材料时,虽也随时投下了一些议论,但是他所用的催化剂却是“出离愤怒”的沉郁感情。全文共七节。除了第三节,其余都写到无话与有话的问题。可以说,本文是由“无话     

《远游》之“韩众”必先于屈原——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

认为《远游》非屈原之作的最坚证据之一,即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然前贤时彦辨析韩众所指时,多未能注意到三个前提汉人所说之韩众有二等关键性因素,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不少漏洞。对影响该问题的诸多因素进行多维度的整体观照,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远游》中的韩众断非秦始皇时之方士,而必为先于屈原的得道者无疑。通过《远游》中的韩众这一被学者认为具有很强实证性的材料,无法动摇王逸提出的《远游》为屈作的结论。     

由政治及文化变迁看先秦两汉时“谤”之刑罪化趋向——兼论其时“谤”与“谏”关系之衍变

在先秦时代,“谤”一词在一般意义上有着责骂、诋毁的含义,但在针对朝廷及君主的政治层面上又有着批评、监督统治者的积极意味,与当时社会上已甚为流行的“谏”的含义性质均相当接近。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当时也基本上没有以“谤”论罪的情形。然而,到了秦汉时代,“谤”一词在政治层面上则显现出了刑罪化的倾向。“诽谤”甚至成了一种严重的罪行,与“谏”的意义亦越来越远,乃至成了反义词。本文引用相关史料详细论述了自先秦至汉代“谤”这种行为刑罪化的趋势,并结合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深入剖析了这种变动发生的原因。相信本文对于先秦、秦汉史及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研究,应该都是有着参考、启发性意义的。     

正确理解《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兼评“唯物主义转变论”的实质意义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莱茵报>期间的政论、书信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的分析和梳理,认为应该对晚期莱茵政论中的"范畴论批判"引起重视,并将其与论述"物质利益"的文章结合起来,重新认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思想进程.     

中西异同视角下的“西学中源”说——兼论晚清“《格致古微》时代”的思想光谱

"西学中源"说是甲午戊戌时期流行的一种讨论中西学关系的观点,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即为其代表。该书以"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为宗旨,既要沟通"古籍"和"西学",却又同时区分中西,本身即潜藏着悖论。从中西学异同的视角看,"西学中源"说不仅关涉促进或阻碍西学引进的问题,更是一种介于中西相通和中西相异之间的独特认知,既暗含着中西学本质上的贯通,又强调二者现象上的区别。在近代思想光谱中,"西学中源"说有其独特的位置,既不同于严复所主张的中西各有体用,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证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的尝试,还异于张之洞以中西之别为基础的"中体西用"之说。它反映了一种以中学为主的融通中西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中西竞争的一面日益彰显时逐渐退隐。     

作为文化理论观察视角的“文化与社会”——再论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的理论阐释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典范理论形式,同时作为起点与标志,也展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影响与价值。“文化与社会”是一种重要的观察视角,它强调文化的物质性,突出文学创作、文化生产与文学批评的社会语境,重视文化理论研究的“经验性”,构成了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感觉结构理论的重要理论准备。“文化与社会”的观察视角是一种整体性的批评方法论,它着眼但不限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维度的阐释,是在既定社会语境中确定“文化”的意义以及从事文学批评实践的整体性的阐释视角,对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因仍会通”:马端临之史学观和目录学的考察——兼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和影响

马端临的目录学具有深厚的历史学渊源。其“因仍会通”的历史观 ,深刻地制约、指导和启发了马端临的目录工作实践和目录学思想的形成 ,对目录巨著《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撰写 ,从指导思想和编撰方法、体例各方面均产生不小的影响 ,从而也决定了《经籍考》的目录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