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与贵州佛教

印顺法师是当代中国佛学大师,民国年间曾振锡贵州,住持贵阳大觉精舍,创办大觉佛学院和觉华图书馆,弘扬中观和唯识之学,并在贵阳完成其名著《唯识学探源》,从而影响和促进了贵州现代佛教教育事业和学术活动的发展,提高了贵州佛教的信仰层次和文化水准,与贵州结下一段难得的佛缘。     

管窥印顺之人间佛教思想

为了使佛教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继承其师太虚大师之"人间佛教"的基础上,印顺不断破斥历史上存在的佛教"鬼本论"、"神本论"和"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等学说,而提出其"人间佛教"思想。究其实质,这一过程是印顺立足"宗教"之本义,通过辨析儒佛、佛道、佛耶及佛教内部的多重关系而实现的。具体来说,印顺之"人间佛教"是以"信、智、慧"为"修持心要",以"法与律合一"为"理论原则",以实现人间成佛为目标的宗教。此为基础,印顺开启了以佛法为本位的佛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之可行性与现实性。     

论印顺对于修行中德性实在的思考

禅定是佛教中最为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为什么一定要"修定"?修定究竟有哪些效果?修定有没有局限性?本文依据印顺法师的有关分析,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在印顺看来,修定可有"现法乐"、"胜知见"、"分别慧"、"漏永尽"等四种特殊的效果,而且很容易产生不同于凡人的超常体验或能力——神通。但"外道"通于"神通"的事实,恰恰反映了"修定"的局限性。基于佛教的"德性"立场,印顺得出了"修定中所得的‘漏永定’不彻底"、"偏重于‘定’的‘秘密大乘佛法’不究竟"等重要认识。他认为,依据信、定等修行方法,容易导致对"胜义智慧"的忽视,容易偏离佛教的"正知正见"。本文认为,恰恰是印顺对"正知正见"的强调,反映着人间佛教对修行实践中德性实在的高度重视。     

由释印顺“人间佛教论”观照贾宝玉

释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是承印度佛教大乘教义应机而成的,对贾宝玉的人物形象分析具有重要的观照意义。根据释印顺的人间佛教理论,从释印顺生平及"人间佛教论"、由释印顺"人间佛教论"观照贾宝玉和贾宝玉的佛乘境界三个方面,得出贾宝玉深具佛性、最终成佛和达到缘觉乘境界的结论。     

印顺大师眼中的佛教中国化

印顺认为,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几个特征,如无往而不圆融的至圆,只求离此浊世的至简,不事渐修和藉师自悟的至顿,以及老庄化、玄学化等等是导致佛教在近代陷入危机的内在原因。为了对治这些问题,他按照印度初中二期佛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在太虚人生佛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其人间佛教的论题核心与理论原则。     

"真谛"与"俗谛"的现代会通——印顺的理性佛教观及其诠释学意义

印顺是当代"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代表和理论诠释者,他通过接纳近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创立了人间佛教的研究原则;他会通佛教与现代知识观念,实现了佛教神灵观的诠释学变革;他通过对中观学说的创造性阐发,确立了现代科学思想在佛法观念中的地位.印顺的理性佛教观开辟了佛法理解的新维度,对于现代佛教具有不容忽视的诠释学革新意义.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在面临外部环境冲击的情形下,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中国近代佛教的困境与变革

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政治上的失势,更重要的是佛教内部的腐败没落,近代中国佛教处于极为严峻的困境之中。为了振兴佛教,佛教界人士纷纷积极探寻和尝试佛教的变革之路。其中,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教和太虚领导的佛教革命最为瞩目,此二者,体现了正本清源和革故鼎新两大不同的佛教变革路向。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的变革,从佛教弘化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弘法主体二元化、弘法理念世间化、弘法方式多样化等三个方面的特色。近代中国佛教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佛教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来藏正义与误读现象考察——以高崎直道和印顺等为案例

学界关注如来藏涵义的焦点和首选经籍,是《大方等如来藏经》。但这一译本的关键语句,晦涩复杂、深义内隐,便多有以该经为据,视佛教的如来藏与印度教的“梵我”、“神我”为等同。除了日本的高崎直道和台湾的印顺法师为持此观点的典型外,大陆也有学者、法师引用该经,认为如来藏是“有形体的存在”、或是精神与肉体统一的人格化实在、或为外道实体见。这些认识,均存偏差,实属对如来藏含义的误读。     

杜甫与佛教

在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是贯彻儒家"诗教"的典型,而忽视了他在创作中多方面地受到佛教滋养的实际,即使有人注意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但也未展开专门而具体的研究.杜甫一生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很深的交涉,其给杜甫的思想和创作增添的新鲜内容,给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带来的重要影响.佛教思想不仅成为他儒家用世之道的补充,也成为他困顿时的安慰.     

严复与实证方法

实证方法的传入是实证哲学传入的先导。曾留学英国的严复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对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把伴随着西方近代实证科学而来的实证方法归结为两条 :一条是经验原则 ,另一条是逻辑原则。尽管严复受英国实证论者影响很大 ,但不能把他视为“中国第一个实证论者”     

慕容燕国与佛教

慕容鲜卑是来自塞外的少数民族,在十六国时期建立了4个燕国政权.在发展过程中,慕容鲜卑人逐步接触、了解了佛教.虽然在慕容鲜卑统治下,诸燕国的佛教信仰情况不宜估计过高,但因诸燕时期始终保持了较为宽容的宗教态度,从而使佛教得到了一个较为平和的发展空间,并最终导致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辽西龙城地区成为我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中心.这是慕容鲜卑人对于我国古代宗教发展的贡献之所在.     

严复与科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与严复一生的经历不无关联。通过从科举取士与严复对科举的体验以及严复的西学之路与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两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科举取士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鲁迅和严复

通过严复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严复的批评的阐释 ,旨在说明历史人物只有与时俱进 ,其思想才能永葆青春 ,否则就会陷入从“趋时”到“复古”的历史悲剧     

论屈大均与佛门的关系

清初遗民僧今种(屈大均)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出家,拜函里为师;后又到南京天界寺转礼道盛禅师,受菩萨戒.他所以转换门庭,是因为与天然及其法嗣有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源,又在于他与函呈等人只是政治上的同道,而不是思想上的同志.这位"僧服儒心"的袈裟遗民还俗后,曾大张旗鼓地辟佛.他这样做,在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因为受到了其所持的儒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影响,他与大汕和尚的交恶,可能也强化了其辟佛的态度.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吴汝纶与严复译著

严复为了翻译西方名著,慕名向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吴汝纶则为之介绍应读的传统基本古籍,及我国自魏晋以来的翻译经验。在1901年以前,严复所翻译的书稿,总是寄吴汝纶审读,今保存的有《天演论》原稿,吴为之拟定的篇名,多半为严复所采纳。严复翻译不按作者原意,而据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是受了吴的影响,吴亦称严译是“忠愤所发”。吴汝纶认为严复是中西学兼通的难得人才,自己亦从中了解西方文化。吴、严都主张以古文传播新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前的“奇葩”。     

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略论

陶渊明与东晋名僧慧远有过交游,但最终没有像别的隐士那样追随慧远,原因大致有三:①陶渊明思想复杂,但其行事上大体遵循儒家的原则。②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与佛教有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佛教“形尽神不灭”、“因果报应说”的怀疑。③陶渊明受桓玄影响,对慧远等人保持相当的距离。     

严复的方法论思想述评

严复在传播西学、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方法论思想,如获取知识的方法:即物实测,格物穷理;检验真理的方法:理之诚妄,其证存乎事实;探求真理的科学方法:归纳和演绎;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去其旧染,择其所善。这些思想曾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今天,梳理并分析严复的方法论思想,对我们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促进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