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法律救国论”探析

沈家本修律的思想出发点即是法律救国,这与沈家本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其法律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力主改革旧律、接轨西律以收回治外法权和引入西方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促进中国近代化两个方面。     

汪康年与晚清修律中的法权迷思

晚清修律意在法外，旨在以西法合理化朝廷的统治，进而通过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体现出清廷治国思维的外向性。传媒舆论于此多有认同之意，并着力推动此事。然《刍言报》主人汪康年却从内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转换法律意味着礼教的凌替，西法未可照单全收，而治外法权不过是当初设定的中外交往模式，并质疑修律以收回法权的可行性。后在劳乃宣等人的力邀下，又卷入新旧之间的“礼法之争”，益见其对内治问题的重视。不过，在经历舆情反弹和政党萌芽之后，汪氏选择淡出论争，立场有所转变，于斯可见其流质易转的个性和随时而变的论政风格。     

沈家本刑事法律思想

20世纪初期，清政府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政治统治，不得不进行变法。沈家本受命修律后，本着“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宗旨进行了一系列修订法律的活动。在对刑律的修订中体现了沈家本废除肉刑、削减死刑、禁止刑讯的刑罚人道主义思想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罪刑法定、故意、过失等刑法理论的开阔胸襟。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看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几十年之后，作为晚清新政的一项内容开始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决定了晚清修律超出了传统修律的藩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修律历时不到10年，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修律主持人沈家本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本文尝试从清末修律的礼法之争着手，来考察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从“仁政”到“人权”——中国近代“仁政”思想及其在清末修律中的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仁政"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近代"仁政"思想的内涵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仁政"思想中符合近代中国发展需要的一些思想主张,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中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些进步思想主张。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努力下,近代"仁政"思想在修律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法理派修订或制定的一些具体法律条文体现出了近代"仁政"思想的进步内涵,从法律制度上实现了对一些基本人权的法律保障,基本实现了从追求近代"仁政"到追求近代"人权"的过渡和转化过程。     

论沈家本对清末司法改革的贡献

司法改革,是收回领事裁判权的重要途径,也是清末新政修律的核心内容。通过司法改革,建立了独立的司法机构,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诉讼审判法律制度,实现了司法官的职业化。作为修订法律大臣的沈家本,也因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清末司法独立改革的贡献而被载入史册。     

中国古代法官违法刑讯的责任制度

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过程中,一般以犯人自白服罪为定罪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允许以刑讯手段获得犯人口供。中国历代法律都相应规定了使用刑讯的限制性条件,详细规定了刑讯的程序、器具、数量、施行部位等,以体现所谓“泣辜慎罚”的精神;对于法官违法刑讯的行为则要追究刑事责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法官违法刑讯的责任制度。本文以大量史料祥实地说明了各个历史朝代对于法官刑讯的有关规定及违法刑讯的相应责任,深入地考察了这一制度产生、发展、变更的轨迹,并试图揭示在这一制度背后所蕴藏的法律思想。文章还对这一制度作了基本的评价。     

辛亥前夕的“无夫奸”论争与政党政治萌芽

晚清修律中的"无夫和奸有罪"本是无足轻重的法律议题,且不具实践性。劳乃宣等人提出保留和修订,试图在收回法权和保存礼教之间取得平衡,象征性地维系礼教精神。拒绝折衷调和的新派传媒将此举视为反对新刑律,并片面理解和夸大西方愿意放弃治外法权的消息,将之提升到国家生死和立宪成败的高度,于是结成游说团体"新律维持会",试图影响资政院议员的表决。不料却意外触发蓝、白票党之争,进而引起政学会和帝国宪政实进会两大西式政党的组建。两派根据法律异见而组党,揭示出以政见划分政党的西方学理的影响,但当时舆论已有不同意见,辛亥后的实践亦证明朝、野分立才是政党政治的大势所趋。     

1902年中英商约述论

1902年中英商约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建议修订的商约,是中国关税自主运动的先声和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的依据。在此次修约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具有了初步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和利权略有挽回。同时,这一商约的谈判与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朝着"深化"这一趋势发展,"经济侵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巩固和强化其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这一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从形成到成熟的时代进程。     

论沈家本涵化西方法文化修律的开拓与局限

文章探讨了沈家本清末修律的爱国主义理想目标和求实精神,涵化西方法文化的价值选择;论证了沈家本以情理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治主义为涵化西方法文化的联结点,熔铸人类法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精神,作为清末修律的理论武器。文章从清末修律保留皇室特权和封建伦理尊卑贵贱等级因素,指出沈家本未能汲收西方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和“个人本位”法律精神的局限。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转型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突破点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有着极大的内在动力,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一方面使得农用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第三方侵占。最近施行的《物权法》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管制但依然难以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关于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民族自治县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战略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化产业是崭新的任务.其基本途径是突出自身特色,通过合作构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掘农业生产潜力,并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施管理制度创新等.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