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政”到“人权”——中国近代“仁政”思想及其在清末修律中的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仁政"思想由传统走向近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近代"仁政"思想的内涵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仁政"思想中符合近代中国发展需要的一些思想主张,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中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些进步思想主张。在清末修律中法理派的努力下,近代"仁政"思想在修律中得到了具体实践,法理派修订或制定的一些具体法律条文体现出了近代"仁政"思想的进步内涵,从法律制度上实现了对一些基本人权的法律保障,基本实现了从追求近代"仁政"到追求近代"人权"的过渡和转化过程。     

清末修律前西方法学输入述论

历时十年的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变革的启动,与晚清时期传统法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之需,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有关,也与国门大开后西方法学不断输入,对传统法律观念形成强烈冲击,进而不断瓦解人们对传统法制的遵从心理有关.西方法学在晚清社会输入所凸显的坎坷,从本质上讲,是它与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凿枘不合的必然结果.     

沈家本修律改制的法学精髓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他的法律观以＂仁＂为纲,探求法理,兼容中西,融会贯通。他建立了近代式的中国法学和法学教育,指导了晚清的修律改制活动,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法学领域,沈家本是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沈家本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又接收了西方法律观念,其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于繁荣现代法学研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人权思想的进步性及当代价值

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人权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人权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理派人权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人道主义向近代人权主义的转变,而且开启了中国近代人权保护进入法制领域的大门,同时也为中国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体现了时代进步性.从法理派人权思想的当代价值来看,不仅对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与进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人权保护法制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启迪意义.     

从清末法律移植看沈家本的修律思想

作为一名清末的修律大臣 ,沈家本对晚清立法影响之深 ,作用之大 ,无人出其右。他的才学与卓见 ,特别是对中西法律的见识 ,指引着晚清立法变革的方向     

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修律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政是清末统治者为挽救苟延残喘的政权而采取的应时之策,带有明显的反动性;但同时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修律也是如此,它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它的反动性;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推动了中国法制的巨大进步,促进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论英美法引入与中国合同法的发展——从清末修律到2020年民法典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并称世界两大法系,同属西方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在模仿西法和变法图强的过程中,与英美法数度擦肩而过,最终选择了大陆法系作为改造学习的模板。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从涉外经济合同法开始,中国在市场经济法治的建设上,大量引入借鉴英美法的商事合同法制度。合同法的很多内容是通过模仿和借鉴CISG公约和UPICC通则而间接学习英美法的结果。民法典合同编承继1999年统一合同法的体例和内容,其违约救济制度受英美法影响甚巨,特别是在预期违约制度、根本违约制度、严格责任原则、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等多个方面移植借鉴英美合同法之内容,形成了比较法上成功地混合继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奇观,后民法典时代的解释论同样也离不开英美法的支撑。中国民法典通过混合继受之法取各家之所长,在充实丰富和发展完善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

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法制变革,旨在实现中国法律与国际的衔接、并轨,以期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而地方督抚作为执掌地方军政的朝廷重臣,亦积极介入其中,成为推动与左右变法方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保守立场不仅表明旧有政治体制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强大惰性,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变法的症结所在,并对当今的法制建设给予了启迪、警示.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看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几十年之后，作为晚清新政的一项内容开始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决定了晚清修律超出了传统修律的藩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修律历时不到10年，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修律主持人沈家本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本文尝试从清末修律的礼法之争着手，来考察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1907年修律权纷争与立法新制的建立

1906年清廷宣示预备立宪,却未对过渡时期的立法权力作出安排,由此引发次年修律权之争。戴鸿慈和张仁黼提出以法部、大理院专司修律,岑春煊提出另组立法机构,意图夺取沈家本的修律权力。奕劻主导的宪政馆却以不合三权分立之义为由,反驳诸议,主张分解立法权,建立法律馆掌法典编纂权、宪政馆握考核权的立法新制。其议奉旨获准后,沈家本留任修律大臣并重组法律馆,形成以留学生为主的修律班底,不少人又为宪政馆要角,甚有利于趋新法律的制订与出台。     

论清末礼教派保守主义法律思维模式的合理性

清末礼教派“轻法治,重德治”而又夹杂封建遗毒的思维的确有诸多不足,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较之于法理派,更多地贯彻了法律思维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礼教派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表明了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或曰法制变革)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态度,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建设“法治”国家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浅谈晚清的平等条约

晚清不平等条约留给国人以深刻印象。在上百条约里,诚然大部分都属不平等条约,但实事求是地分析签约时清政府的动机或签约背景,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中外条约里也存在部分平等条约。     

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

外交系国家间的交涉,只能由一国的中央政府掌控。但晚清外交长期存在着二元化的征象,即中央与地方外交的并存。鸦片战争发生后,西人不以交往仅仅局限在商贸领域为满足,要求提升与中国政府的全面外交往来,广州外交体制确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居重地位,北洋大臣的作用愈益趋于主轴。届庚子年,东南又成地方外交的重镇。但伴随近代国家外交理念的萌发,对外事务的趋重,交通通讯的进步,中央外交不仅有了国际法理和国家主权认可的必要性,也有了技术保障的可行性,地方外交式微。地方外交是传统时代向近代时段过渡的产物,反映了从东方朝贡关系——中西贸易关系——国家条约关系的变迁,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洋务——外务的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口岸通商体制——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     

晚清以来的弹词研究--兼论清代女作家弹词的文体定位

晚清文学理论把弹词看做“旧小说”之一体 ,强调弹词的社会作用以及它与妇女的关系。“五四”以来俗文学家在弹词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但在文体定位上仍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至今未能解决。本文从书面文学、写作手法以及读者期待这三方面把清代女作家创作的弹词与弹词原始体 (或演唱体 )区分开来。女作家弹词是清代闺秀才女以韵文文体虚构想象故事的长篇叙事作品 ,可用“弹词小说”或“韵文体小说”指涉这一文类 ,应视为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特殊体裁。又因为它是中国惟一以女性为主体(具备创作文本和阅读受众两个层面 )的独特叙事文体 ,所以这类文本具备了小说史与女性文学的双重研究价值     

晚清文化政策之调整:从"崇儒重道"到"中体西用"

晚清文化政策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嬗变,由单一的"崇儒重道"向杂陈的"中体西用"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化,但其始终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藏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论清末的裁驿

清末裁驿问题是我国交通事业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对此,当时舆论争论纷纭,而直接关涉此中的主要是邮传部和陆军部,两大职能部门表面上的裁、存之争的背后,掩藏着的是利益驱动。在今天看来,清末裁驿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于交通自身的发展需要,而相关部门的利益平衡则是制约裁驿进程的关键因素,我们从邮传部与陆军部的折冲中即可洞悉端倪。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论清末农业政策的近代化趋向

新政期间 ,清政府推出了“振兴农务”的新政策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令或措施 ,如农务行政机构专门化、引进近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放垦及奖励公司等。这些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制度供给 ,显示了政府在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视野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方面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改变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国家在组织和发挥农业生产方面职能的进化 ,是国家对农业管理的开端 ,符合时代之需要 ,因而构成了中国农业经济近代化及农业经济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