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系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翻译活动受到源文、译者个人语言能力、素质修养等内部因素以及译文读者、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除此以外,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本文主要探讨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翻译顺应与改写——中美领导人演讲译文对比研究

本文依据系统功能语法框架引出意识形态与政治演讲及其翻译的关系,通过对比研究中美领导人演讲译文,揭示意识形态对相关翻译策略取向的操纵作用.文章重点以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与勒菲弗尔(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基础,解析译者在信息译出与译入过程中所运用的不同策略,从而为其所在社会的意识形态立场服务.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汉英文化差异下“和而不同”的兼容性翻译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维度去审视翻译,尤其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在汉英文化差异的语境下,寻求"和而不同"的兼容性翻译的呼声也愈加响亮。这一翻译理念强调"不同"与"和"两个方面,要想做到"和而不同"译者需要在翻译活动中应用"改写"和"补偿"的翻译策略。这两种翻译策略直接关乎译文的可读性和可达性,对于原文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能否被新的读者群接受来说尤为重要。     

论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后殖民译论着重关注的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本文试图以译者主体性这一重要的能动因素为切入点,着重剖析处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译者如何采用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影响译入语主流文学、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阐明后殖民学者引入的"杂合化"概念正是综合这两种策略、包容异质文化的折衷手段,以期揭示译者主体性在"后殖民语境的竞技场与试验场"的彰显作用.     

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新闻翻译策略的跨文化思考

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交际日益重要。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新闻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移植。新闻传译的质量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中西方文化差异使得译者根据不同的语境采用直译、音译、音译/直译加注释、意译、改译/编译等不同的策略,以实现信息和文化的有效传播。新闻译者不仅要具备双语能力,更要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增强文化敏感度,以有效进行跨文化传译。     

近代文学翻译与伦理学背景

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也必然存在着两种异质伦理观的交流和碰撞.在我国近代文学翻译中,从政治小说到言情小说,小说类型的选择引进受到民族伦理学动机的制约;"豪杰译"等各种翻译"技术处理"方式也体现着民族伦理学的策略;而女性译者群的出现,表明中国传统伦理现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调适.     

译者身份嬗变

运用翻译文化研究派、翻译中叙事重构和韦努迪的译者隐身论等理论,对译者的身份嬗变和身份定位研究表明,译者文化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则从传统译论中的＂隐身人＂＂、奴仆＂＂、模仿者＂、＂舌人＂和＂传声筒＂成为了源语文本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和＂吞噬者＂。     

文化差异下的英汉可译性限度

语用翻译理论认为:译事(翻译)是一种包括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英汉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是导致其翻译可译性限度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文化差异不仅影响着语言本身的内涵,而且也制约着译者自身的翻译。解读英汉原作者异质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和提高译者的文化素养是缩小文化差异中可译性限度的两个主要方面。     

翻译伦理视阈下汉语典籍的文化英译与域外传播——以《三国演义》的译介为例

翻译伦理研究主要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规范及价值等内容。在该理论视阈下,文章以汉语典籍《三国演义》中不同类型传统文化事象的译介研究为例,对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播进行了策略性思考。文章认为,在"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传播典籍中的传统文化立足于本土与全球化并不矛盾。译者过于倚重"易化、改写和操纵"等策略去强调"接受度",会让本土文化特色在译作中失落或变形,有悖于让"文化真正走出去"的翻译伦理。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改写理论视角下《狼图腾》英译本的变译现象研究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在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操纵下的改写行为。以改写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狼图腾》英译本为研究文本,来研究《狼图腾》英译本变译现象,着重剖析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对变译的影响,从而揭示改写理论与变译的关系,表明其变译的成功有利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审美意识与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

本文从美学角度探讨了文学翻译范畴内文化意象翻译策略受译者审美意识制约的必然性,并从理性的高度研究翻译策略的选择原则,认为翻译是一有机统一的整体,译者对待文化意象的传递应给予积极地辩证地审美评价.     

唐诗英译心理定势初探

中国唐诗英译经历了百年历史,译者来自是认知结构不同的两个主要群体,即以英语为母语译者和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群体。由于他们的主客体对应格局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心理定势,无意识地规范和制约本群体成员的具体翻译活动。译者凭着类似本能的文化修养,以符合本群体的文化规范情况下选择原诗、翻译方式,并根据本群体的文化规范来指正另一种群体的译文。然而,这两种群体从不同侧面为唐诗的翻译做出了贡献。     

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论翻译价值取向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而译者作为译入语社会的主体成员,其思想意识无不铭刻着所处社会主流价值的烙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化的价值观融入译作之中.这种价值观不仅体现在翻译行为本身,而且体现在翻译的选材和策略上.     

公示语翻译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缺失

旅游景区的公示语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不同文化所造成的思维差异和误解使公示语翻译失误频出,译者应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充分了解译入语受众的文化心理,使公示语译文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传统和表达习惯,在有效地保留源语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准确、有效地体现公示语翻译的应用功能。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就杭州新景区的某些公示语误译或不规范翻译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RIB(Respect-Innovation-Borrow Approach)的解决策略。     

文化语境：翻译选择的藩篱

文化语境是译者主体意识形成的决定条件,它对译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在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作的诸多选择:翻译文本、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都受到译者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控。     

多元系统视角下探究《飘》的汉译

多元系统的出现开始关注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因而也会对译者产生影响。在此选取傅东华译《飘》和陈良廷等人译《乱世佳人》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进行对比,探析多元系统理论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