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城市布局思想与政策绩效分析

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空间集聚面形成了社会景观, 其产生和发展是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和地理集中的结果。城市不但是人口集聚地, 而且成为各种产业的集聚中心。本文所及的城市布局、规范的范围始于新中国建立。20世纪50年来, 三代领导人在城市布局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特色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     

艰辛的探索--新中国领导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认识

系统考察了新中国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认识,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领域艰辛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论证了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发屉与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     

从技术建构到社会建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抉择——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

空间生产实质上表明的是空间生产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在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审理社会发展时既要看到空间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进步作用,又要看到空间生产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城市是空间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特点表明城市建构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即技术建构和社会建构。城市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主要强调了城市建设的技术建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遮蔽了城市发展的社会建构,由此导致并强化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实现城市建设从技术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转换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历史抉择。     

空间投资决策应重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作用

怎样推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空间开发是社会主义空间经济运动与发展中亟待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社会经济运动中,投资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也是空间开发的最大推动力。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社会积累是有限的,地区经济开发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宏观空间投资方向和投资地区分配以及投资规模、投资     

城市规划及设计知识,意识和法治

城市的价值取决于规划者知识的创造、管理者意识的强弱和全社会法治的强度。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意识和法治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意识使城市建设者自觉遵循城市的物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统筹安排各项建设及其空间,使城市有序发展;法治则强制性地规范建设者和公众的行为,督促人们依法行政,依法从事建设和依法进行城市内外部活动,保障城市持续、健康地发展。     

城市治理与绿地空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型

城市绿地空间既有助于调节城市生态环境,也可以改善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促进社会整合,在城市人文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以绿地空间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治理思路对土地空间使用方式的影响。基于中国336个城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绿地空间的面积和占比越大。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差距存在交互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差距较大时,城市治理目标以经济导向为主,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空间使用的社会生态效益,绿地面积较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乡差距较小时,城市治理呈现多元化价值导向,强调空间使用的综合效益,绿地面积提高。研究结果从侧面论证了同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可能性。     

论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批判呈现着经济运作机制批判的显性批判逻辑、政治权力体制批判的隐性批判逻辑和城市生活模式批判的具体批判逻辑等三重逻辑。在显性的经济运作机制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起的混乱的经济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内在经济逻辑,分析了资本和空间生产的内在关系,要求建立合理的社会空间运作机制;在隐性的政治权力机制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政治权力对社会空间的分割,阐释了政治权力导致的空间剥削和空间压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空间的平等政治,打破空间的不公;在具体的城市生活模式批判逻辑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空间对立,分析了工人阶级的住房短缺,要求改善工人的城市生活,实现居民的城市权利。马克思社会空间批判的三重逻辑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带来的空间生存困境,有利于中国吸取资本主义城市化教训,建立和谐的空间生产和城乡生活。     

空间与城市正义:理论张力和现实可能

正确理解"城市与空间正义"对把握城市问题本质、建构合理城市社会意义重大。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同时地面临均质性与差异性两个难题,协调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建构一种建设性的差异性正义,特别是一种"流动的差异性正义";不仅要以个体为单位,更要从集体、体制、制度等层面思考城市问题、城市正义;对中国而言,城市与空间正义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建构主体、形成合理有效的集体行动;需要反思城市化本身的节奏与限度,没有对人的生产欲望、发展欲望的合理限制,城市化本身能否可持续将是一个大问题;在应对城市问题的诸多方案中,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     

中国城市经济的制度安排与绩效

从中国城市经济的制度安排与绩效的角度对中国经济进行思考是一个解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这种思考可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时期。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 ,政府对城市的设立或布局政策差别很大。这与制度安排的选择和政府行为的定位有关。政府积累城市布局经验和教训的过程 ,也是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掌握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领导人的认识和政府政策的改变 ,决定了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作用的发挥 ,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论党的历代领导人统筹城乡发展逻辑思路之进程

城乡二元空间分割的社会结构正逐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瓶颈,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可持续推进和“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内在阻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巨大挑战,是全球化进程中诸多难题难以有效解决的关键所在。党的历代领导人对统筹城乡都有过细致思考,其统筹思路的逻辑进程是一脉相承基础上的继承与深化。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以青岛市、威海市为例

以青岛市和威海市为例,建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城市管理模式,在经济方面,对提高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区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总体及高新技术发展有积极影响;在社会发展方面,对交通、水环境、安全生产及市容环境卫生的改善有明显的影响。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其结构严重失衡,功能严重扭曲.而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失衡及功能扭曲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且与社会生产系统紧密结合,无法在城乡之间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当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和调整社会保障项目,适时控制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

社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近代城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诸方面发生急剧变化的需要,反之也必然对城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诸方面产生相应的促进作用,既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政治的民主化,城市文化的大众化和现代化,城市教育的普及化、社会化和多元化,也有助于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城市社会环境的改变。     

当代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

把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作为生活结构的构成要素,来考察城乡居民的生活结构,可以发现:越是农村特征显著的地区,居民的生活越依赖于非正规性社会关系;城乡居民都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生活结构主要由以亲戚、邻居为主的非正规性社会关系构成;城市居民因形成的社会关系少,又没有积极地参与社会团体,因此与社会结构的结合相对松弛一些;城乡居民拥有的社会关系和参与的社会团体因个人社会特征而不同。这种差异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在城乡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物质领域和意识领域不同步,以及城乡居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而引起的。     

进城农村青少年学生社会偏离及反思

随着城乡流动的频繁。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少年学生进入城市求学，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易于使这一群体产生不同于这一年龄阶段共性行为的社会偏离。按照偏离程度由低到高的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封闭性社会偏离、偏执性社会偏离、对抗性社会偏离和反社会性社会偏离。对当前引发农村青少年学生社会偏离的社会因素进行反思，探讨城乡二元鸿沟、城乡贫富差距扩大与城市中心主义对于农村青少年学生社会偏离行为的影响，有助于农村青少年学生走出社会化的困顿期．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维系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困境和解决思路

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不能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必须改革和创新现有的城管执法机制，维护城市稳定，适应社会转型发展。本文以对山西省太原市等的行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的研究数据为基础，展开实证分析，反馈山西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健全执法依据、加强执法人员素质、创造执法环境，规范执法方式等完善城管综合执法的对策，建立和谐的“官民”关系。     

论转型期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原因

转型期是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规模很大 ,其主要原因是 :农村人口增长对土地形成的压力 ,农村经济转型产生的推力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拉力以及制度因素的影响等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

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区的各种居民团体和协会的活跃程度,从该视角研究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上的差异。通过多层模型,控制个人因素,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对比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个人的身体功能状态,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则不明显,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社会资本变量后,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变小,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在解释城市与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城市居民的优势来自更高的组织和团体参与程度。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中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为人口健康差异形成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例验证。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