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婚恋小说中的唐人婚姻观及其嬗变

本文在考察大量唐五代婚恋小说基础上,对唐人的婚姻观念及其根源、嬗变进行了较清晰的勾勒与描述,得出如下主要观点:1、严守门阀是唐五代婚姻观的主导面,但被我们过于强调,以致忽略了其它决定因素;2、唐五代婚姻的实际状况,是严守门阀、高门互婚与门阀不断被打破,亦以财富、时名吸纳收编低姓和庶族的过程,实质由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决定;3、安史之乱后,唐五代的婚姻呈现更大程度的多元化色彩,向着宽松趋势发展。本文在对文献进行勾勒和考察的基础上,论述唐五代婚恋领域门第观严守与打破的矛盾统一性、唐人婚姻尤其中晚唐呈现出的多元化态势。     

论唐五代小说中奏章的使用情境

奏章作为融入唐五代小说的一种重要文体,较少有研究者关注。本文对融入唐五代小说的奏章全面统计,发现其主要在以下情境中使用:第一,朝会陈政,以备皇帝之问;第二,帝王考查士子、大臣才干;第三,推辞帝王赏赐或所受之官。另外,深受帝王信任的心腹,也常以此方式为其出谋划策。奏章使用情境的差异,影响了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及语言。唐五代小说家已懂得借助其他文体营造不同情境以体现作品的文学特色。     

论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因及其嬗变

侠义小说是唐代小说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结合时代背景以及文人的创作心理，对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因加以探讨，接着，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从题材内容、思想倾向等角度，对侠义小说在后世改编作品中所出现的嬗变特征进行归纳、总结。     

陆游的村居心态及其田园诗风的嬗变

陆游一生的闲居心态复杂多变,田园诗风亦随之嬗变.隆兴元年和乾道二年两次罢归,陆游强作欢颜,诗风在旷达中蕴涵着感伤.淳熙八年,陆游再度闲居,内心极其痛苦,诗中时有抑郁不平之气;两年后心态略有放松,诗风也变得轻快自在.淳熙十六年起,陆游又谪居12年.起初心态消极,诗风萧散疏淡;次年心态开始平和,描写个人生活情趣均清新纯明,刻画乡村风土人情皆情真语朴;庆元党禁期间,因刻意摆脱政治,诗风益发和平粹美;致仕后心态闲适淡泊,诗风也恬淡清旷.嘉泰三年后,暮年诗人对故乡更为眷恋,诗风愈趋平淡古朴;渴望收复中原的心态益发迫切,诗风又显得劲健昂扬.陆游的创作极大丰富了古代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为这一诗歌题材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论唐五代小说与诗话的关系

唐末五代的笔记小说出现了“志文”的新特点 ,“志文”内容明显增加且相对集中 ,甚至出现了以文坛史料为主要内容的笔记小说 ,这对同为杂体文的诗话的兴起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这类“志文”小说与一般笔记小说在结构上大体一致 ,但以诗文为中心的情节安排 ,则使之具备区别于一般笔记小说的特征 ,并最终导致诗话著作的出现与繁荣。     

论文化心态

对于从来不读书的人，这里说的当然是废话。对于有闲读习惯的人。这里说的是绝对真理。     

道学文化心态论纲

宋代兴起的理学(道学)是一种新形态的儒学文化,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思想,而是一种人的具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心态.本文把宋代兴起的理学(道学)作为一种文化心态来研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揭示理学的兴起,理学的本质,理学作为一种文化心态的特征.     

“荒原”意象与鲁迅小说的文化心态

"荒原"意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艺术现象。这一现象表现着鲁迅的文化心态,即鲁迅在理性上倾向于新文化的价值立场,而在心理深处对传统文化仍然有着一定的价值认同。以往的鲁迅研究认为"荒原"意象来自鲁迅作为新文化的觉醒者面对传统文化的包围所形成的孤独感,本文认为不仅如此,"荒原"意象还来自于鲁迅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袭者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失落的痛惜感以及鲁迅对于新、旧文化价值选择的独特认识。这种心态表现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深刻性与独到性。     

东北工业化历史中的文化及其嬗变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工业化的发轫及发展,将在文化维度提出其诉求。中国东北作为典型的＂后发型工业化＂地区,其工业化经历了发轫、曲折发展和快速推进的时期,与此相对应,则形成了移民文化、殖民文化和创业文化。进入21世纪,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构建新的东北文化,从而为东北地区工业化提供非物质的支撑和推动。     

唐五代禅僧的行脚游方类型及其文化意义——以《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为中心

唐五代是禅宗发展的兴盛时期,禅僧秉承了佛教僧侣行脚游方的优良传统,不同禅系的僧人外出游方,相互参学问法,勘验禅机,佛家禅法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交流.这对于提高僧人的禅学修养,推动禅宗的兴盛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禅僧的行脚游方,促进了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国内外的文化交流.而对修禅者来说,行脚游方究竟只是形式,悟道的根本终在自心.禅门内部后来还出现了盲目游方参禅的积弊,由此也导致禅宗走向了堕落和衰弱.临济义玄、云门文偃等禅师对此都提出了批评.     

涵蕴辉煌:唐五代词概论

唐五代词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而区分为前后两段。处于初发萌生时期的敦煌民间词和中唐文士词 ,或仍保持着新兴文体特点的原生态及其实验探索性质 ,或笼罩在传统诗歌影响下 ,深深浸润了绝句的情味神韵。而晚唐五代的花间词与南唐词 ,则属成熟发展时期。前者标志出真正的文体独立 ,建构起自我的艺术精神、操作规范与价值取向 ,从而开启“艳科娱人”的主导传统。后者循此而作补充、更益、扩大之 ,抒怀写绪、变类型化为个性化 ,融入沉重的生命意识 ,重新朝向诗化道路复归。要之 ,二者共同形成词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垂范有宋一代 ,蕴育铺垫着它的极顶辉煌。     

论隋唐五代福建的开发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

隋唐五代是福建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此前的福建人口稀少 ,文化落后 ;而在五代以后的福建 ,则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闻名于东南。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 :中唐以后 ,在全国逐渐进入战乱时期的背景下 ,福建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局面 ,北方民众纷纷南迁入闽 ,他们与本地越人后裔融合 ,逐渐形成了福建文化的基本特征———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铸为一体 ,并形成自身的区域文化特点。福建区域文化的形成应是在五代的闽国时期     

从《香奁》到《花间》--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演变的艺术轨迹

相传为韩所作的《香奁集》 ,确属一部声情并茂的“声诗”选集 ;它的传世 ,为后人全面考察词体文学经历“声诗”阶段并逐渐演变为成熟的长短句的复杂过程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本依据。本文通过对《香奁》诗和《云谣》《花间》词的综合考察 ,描述了晚唐五代合乐曲词的演进轨迹以及声诗对提高长短句的艺术品位产生的内在影响。《香奁》和《花间》的比较研究 ,不仅勾勒出唐五代声诗的体裁种类 ,更揭示了以《香奁》诗为代表的声诗作品 ,最终要被更加协律的长短句所代替 ,这也是晚唐五代倚声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是一个半独立政权,前后历时200多年时间。但是各种文献资料关于归义军管辖编户没有任何记载,敦煌文献也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们根据敦煌文献的零星记载进行详细的考证研究,认为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起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人口前后变化不大,一般在3万到4万口之间。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早期源头和形成历史

从唐五代至宋时期对音资料及与今甘肃、陕西、山西方音的比较来看,唐五代西北汉语方音内部的不一致,正是今汉语西北方言复杂性的源头。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全浊声母清化后,逢塞音、塞擦音是否送气;第二,鼻音声母是否带有同部位塞音;第三,梗宕摄阳声韵读音有别;第四,入声消失时间有别。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早期源头可上溯到周秦时代的秦晋方言,其复杂性是历史上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横向传递的结果。今晋方言鼻音和塞音韵尾弱化、保留鼻冠音声母现象,是晋方言形成过程中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体现。今山西、陕西、甘肃境内方音差异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西北各方言早期源头不同;二是方言形成过程中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不同;三是受周边官话方言影响不同。同为西北地区的宁夏、青海、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和现状十分复杂,其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云门宗风与晚唐五代诗论

晚唐文偃禅师创立的云门宗有其独特的禅风禅法,云门宗的“一字禅”对诗歌的语言锤炼 之风有直接影响,云门宗“句中有路”以语言进行启示的方式,也启发了诗人对言外之意的追求。     

晚唐五代时期士人的生活审美——以《花间集》为中心

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两大封建王朝,即唐和宋的转折和过渡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对于辨析唐、宋两代审美风格的差异缘由,以及中国美学史的补充和完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该时期创作的文学文本《花间集》为中心,探讨了这一历史阶段士人阶层在审美对象、审美能力、审美色彩和审美趣味四个方面呈现出来的特点,将其概括为由外而内、由粗转精、“金”的凸显和醇酒美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政治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