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贺敬之诗歌艺术初探

贺敬之是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他解放以后至一九五九年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收集在他的《放歌集》中。此外还陆续发表了《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等。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诗人又重新拿起由于“四人帮”迫害而搁置了十多年的笔,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发表了《中国的十月》、《“八一”     

从“应和”到象征——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探微

习惯上,人们把波德莱尔说成是一个“审丑”的诗人。因为在他的笔下,我们太多地看到了诸如那已失去艳丽和芳香的春天(《虚无的滋味》),比极地还要凄冷荒芜的国度(《来自深处的呼喊》),以及腐尸、蛆虫、吸血鬼和无情地噬咬着人类心灵的时间(《大敌》)等这样丑恶的形象。人们又把波德莱尔理解为一个“忧郁”的诗人(有人甚至说他是“颓废”的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中,我们也太多地感受到了他从自己忧郁的理想出发,在痛苦中向上帝哀告以求挣脱虚无,及至企图借酒精来麻醉心灵,但都无法销万古悲愁,最终只得走向死亡的心路历程。 的确,在《恶之花》中,诗人曾这样痛苦地向世人宣告:     

浅析苗族诗人石太瑞的诗歌

石太瑞,是一个对生活进行着强烈抒情的苗旗诗人。诗集《木叶之歌》、《飞飘的彩裙》、《五彩梦》和长篇叙事诗《玛诺江嗄》、《竹哨》、《降龙伏虎》及颂诗《欢乐的节日欢乐的歌》,代表并显示了他创作的丰盛和艺术的成就。因为这位诗人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挚爱湘西的缘故,那里的明山秀水、白云红霞、昼日夜月以及人情风习孕育了他,熏陶了他,启示了他,激发了他,使得这位苗族诗人的作品,充满了那一个地方的灵性和神奇,给人旷世幽远的情     

威尔弗雷德·欧文诗歌的圣经母版——以《父子的故事》为例

《圣经》是许多英美经典作家和诗人文学艺术创作永恒的母题。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著名的战地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不例外。他有极浓厚的《圣经》情结,他的诗作通过化用《圣经》典故,将作品与钦定本《圣经》进行互文,从而增加了诗作的厚重、可读性和艺术魅力。本文考察了诗人的有关文化背景,分析了他的诗歌特色以及它们与钦定本《圣经》之间紧密的艺术关系。     

瓶子中的先知──对《荒原》题词的解读

《荒原》被认为是２０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诗篇之一。这里对该诗的题词作了整体阐释。因为《荒原》作者是新批评理论的创始人,他主张诗歌创作时不表现诗人人格,诗应当是非人格的。本文在分析题词同时,有根据地认为在《荒原》中诗人有意无意地渗透进了他个人的人格,他个人的感情。同时文章还探讨了一些有关难以解决的语言方面的问题。     

论惠特曼对郭沫若“惠特曼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草叶集》到《凤凰涅槃》的明示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十九世纪最接地气的人民诗人，是民主自由的倡导者和礼赞者。他的诗风雄浑，大胆而有力，清晰、朴素而真实，诗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他诗歌中创作中的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不仅影响本国诗歌创作，而且穿越了时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可以说深受惠特曼《草叶集》的诗学思想影响，诗人从《草叶集》中找到了艺术的喷火口。郭氏“惠特曼式”的个人咏叹与豪放在中国诗坛上影响了许多年轻诗人，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创作出积极向上的新诗，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臧克家佚诗四首

一九三三年七月,青年诗人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在前辈诗人闻一多、王统照的资助下自费出版,获得广泛好评。同年十一月,茅盾、老舍在《文学》第一卷第五期上撰写了《烙印》的评论文章,热情地肯定了他的诗篇,这就使他成为“一九三三年文坛上的新人”之一。从此,诗人在诗苑里继续不倦地辛勤地耕耘,至全国解放前为止,他出版了将近二十本诗集。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战乱频仍,诗人行踪不定,报刊资料的保存极为不易等原因,诗人的许多诗篇竟未结集。有鉴于此,冯光廉、刘增人两同志在编辑《臧克家研究资料》的同时,     

托马斯·胡德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在英国诗歌史上,介于华兹华斯和丁尼生之间的以幽默诗人身份而著称的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不仅创作了颇有济慈风味的《我记得,我记得》、《玫瑰花开的季节》、《秋颂》等浪漫主义诗篇,还在人生暮年创作了针砭时弊让欧美读者饱含眼泪的人文主义诗篇《衬衫之歌》、《劳工者之歌》、《叹息桥》等。通过他犀利的诗行,他和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一道喊出了英国社会的良心。胡德的诗触及了诗歌的不同领域和流派,其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使得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富才华和最具影响力的诗人。狄更斯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即一个诗人所拥有的惊人的力量和天赋"[1]10。萨克雷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天才和诗人"[2]44。     

菲利普·拉金诗歌死亡主题的张力

英国诗人拉金是一位专注于死亡的诗人。死亡与宿命论是他诗作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他的主要诗作《为何昨夜又梦见你》、《救护车》、《哀伤的脚步》、《大楼》、《下一个,请》、《阿兰德尔墓》、《割草机》、《树》、《继续活下去》中均有体现。用新批评的手法对这些诗进行细读,可以发现这一主题已被日常生活融入口语化的琐屑叙述之中。诗歌的抒情性与对生命的不安奇异地融合到一起,使诗歌充满了张力。     

笔泼墨洒诗情——谈长篇小说《故土》的艺术特色

苏叙阳同志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剧作家,他的话剧《丹心谱》、《左邻右舍》、《家庭大事》和电影《夕照街》,很受广大读者观众的欢迎;他也是一位诗人,他的抒情诗作充满了火热的激情,很为诗歌界的同行所称道;他又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小说家,长篇小说《故土》(《当代》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甚至不禁使人感到,他写小说的才能胜过戏剧和诗歌的创作。这也难怪,因为在《故土》中,显示了苏叙阳同志戏剧家的风格和诗人的气质,那具有     

论“流散诗人”艾布·马迪长诗《秘符》的哲学思想

《秘符》是"流散诗人"艾布.马迪的一部经典之作。诗中场景的不断转换、诗人对万物的不停质疑体现着诗人在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对自我身份探索、认同的过程。诗人身上文化的混杂性使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属性。作为一名流散者,他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两种文化的差异注定使他的心灵漂泊在对归属的寻求中而不能落脚。于是,诗人的作品中便充满了这种寻求所带来的哲学思考,这也便是《秘符》之所以"秘"的原因所在。     

从“飞”字着眼看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毛泽东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高远。这一方面表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的恢宏气魄与宽广胸怀,另一方面表现出了他作为诗人的气质。 中国自古就有“诗言志、歌咏言”之说,毛泽东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1945年给诗人的题词就是“诗言志”。毛泽东的一生,时常在汪洋恣肆的诗海里游弋,从《诗经》、《楚词》到唐宋的《词综》、《曲选》,他无不涉猎;尤喜唐、宋、元、明、清五朝诗歌的“别裁集”,及历代诗人的个人     

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性——兼评屈原否定论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诗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他的伟大作品。自汉以来,历代文人学士大都推重屈原和《楚辞》。直至现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盛称《楚辞》“卓绝一世”。郭沫若更有题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专论,闻一多也有题为《伟大的人民诗人——屈原》的专论,都肯定了屈原和《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飞翔”情结——以《致云雀》、《致蝴蝶》和《飞虻》为例

雪莱、华兹华斯和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不同时期的代表诗人。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创作理念各异,但诗作中所展现的"飞翔"情结却不谋而合。浪漫派的新一代诗人雪莱在《致云雀》中,借云雀的翅膀追逐自由的理想;浪漫派的宣言者华兹华斯在《致蝴蝶》中借蝴蝶的翅膀追怀童年的时光;浪漫派的起点诗人布莱克在他的《飞虻》中借飞虻的翅膀飞越生死的思量。将《致云雀》、《致蝴蝶》与《飞虻》三个文本进行比较,解读三代英国浪漫派诗人的"飞翔"情结。     

顾况诗歌新论

在唐代诗人群中,顾况虽非大家,却有着独特的风貌。可惜历代诗论家对他触及不多,解放后出版的几种文学史和诗史对其诗歌也只是管窥蠡测。到六十年代末,只有顾易生先生写过一篇《顾况和他的诗》,初步探测了他的诗歌全貌。近年来,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对顾况生平的考订,赵昌平同志校点出版的《顾况诗集》及其颇富识见的序言,为我们重新认识顾况诗歌提供了条件。     

罗伯特·弗罗斯特——真正的修墙者——《修墙》的传记解读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歌《修墙》通常被理解为诗人意欲打破人际间隔阂之墙的呐喊。综观诗人的诗歌,并结合诗人的生平,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坎坷,在他大部分的诗歌中,有一股忧郁、孤寂、漠然的感情暗流涌动。在对《修墙》的分析中,传统观点认为,诗人在质问那位修墙的邻居修墙的必要性,仔细分析后发现,恰恰是弗罗斯特率先发起修墙,是弗罗斯特自己在家人、朋友、同事之间建造了不信任之墙。弗罗斯特才是真正的修墙者。     

《死水》里有“火”

闻一多先生说过:“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1926年5月,一多先生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情景相融,触发了对社会死水的无穷愤怒,谱写了《死水》。诗人将旧中国比成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是诗人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多先生在《死水》中运用了许许多多具体的意象,诗意含蓄,回味无穷。要写出一首好诗,闻先生要求诗人,既不是单着眼于诗人的立意,也不是单着眼于文字的运用,而是着眼于诗人将一种感念渗透于一种物象,而使二者无问地融合的艺术的结晶。先生在《〈冬夜〉评论》中提出,一首好     

萧军早期旧体诗论略

肖军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向人民奉献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且以卓著的小说成就蜚声文坛。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造诣极深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甚丰,仅从一九二六年——一九六六年间写的诗,就计有《黄花吟草》、《梦回吟草》、《故诗拾遗录》、《囚庭吟草》、《新开吟草》、《陶然吟草》、《悸余吟草》等十卷,总名为《五十年故诗余存录》,收录了诗人诗作近八百首。肖军五十年来运用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