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的制度困境及法治保障

农地产权是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基础权利。农地产权不仅是正确界定农民和国家产权利益的关键,也是促进农民主体性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权利基础和保障。实践中农地产权存在主体不明确、权能缺失以及流转欠规范等现象。保障农地产权,不仅应明确界定其性质和主体,而且应实行按份共有;不仅应扩大农地抵押权,而且更要有效规范农地产权流转,实现有序流转。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新土改背景下我国农地信托主客体之理论检视

随着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的开展,我国土地流转呈"加速跑"的态势。作为农地流转的主要模式,农地信托是破解农业金融困局的有益探索。为推动农地信托的良性发展,我们需要对农地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准确定位。农地信托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和受托人,由于我国农地信托多采取自益信托的模式,其委托人应是农村承包经营户,受托人须是符合《信托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农地信托机构。农地信托的客体是农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作为委托人需要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移给农地信托机构。     

加强农地资产收益使用管理刻不容缓

农地（包括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养殖水面等）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地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资产，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相当部分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农地资产收益，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农区，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是从农地资产收益中获得，因此，...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法律思考

在肯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来发展适度规模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选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改革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由静态的物权质变为一种可自由处置的财产或生产要素,即财产化;而这样的变化将促使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转化为一种市场化、社会化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虽然社区统一组织的全员土地股份合作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但现行《承包法》所确立的农户自愿流转方式已经能够支撑不同规模的经济形式,应是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转型较为现实的道路。目前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清晰描绘新农村经济体制目标和内容,然后探索支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消除我国农地流转障碍的路径分析基于社会保障的视角

农地流转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是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来看,我国农地流转速度缓慢,水平不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社保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的缺失。为了促使农地流转顺利有序开展,必须首先从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入手,并配套其他相关制度建设。     

沈阳市农村土地流转调查分析

通过对沈阳市农村土地流转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沈阳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和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加强农地流转有形市场的建设,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程序,促进农地流转有序发展;加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法规宣传,提高农民对农地流转的认识;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推动农地流转进一步发展等促进沈阳市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     

吉林省大宗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以Z镇为例

吉林省大宗农地流转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村集体超标准预留与违规发包机动地问题比较普遍;二是村镇干部通过权力运作转入大宗农地,农地经营阶层正在形成;三是市场缺位及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高度结合,将加剧农地资源配置的两级分化态势,并进而影响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优化。本文建议重新核定村集体机动地、规范农地流转机制、限制农地流转方向与规模、对农地经营大户征收相应赋税,多渠道调整农村社会关系,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     

解析农地流转机制:背景、现状与创新

因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农村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诱致而生的农地流转现象,目前正呈加速发展之势.这一过程伴随着诸多问题,需从建立土地评价体系、构建服务平台、理顺产权关系等多方面来完善与创新农地流转机制.     

城镇化进程中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构建

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转移,农民群体逐渐分化,农民分化导致农民在土地产权认知、流转意愿、养老保障需求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引导部分有条件的农户从农村有序退出成为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享有,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权力,更与成员身份紧密结合的社会保障权。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需要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和土地权益的实现,重点是建立多样化的退出模式、经济补偿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和引力机制。     

新农村建设和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但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着背离新农村建设的现象。反思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和不足,诸如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办学目标的离农性、课程内容的城市化、教学模式的不适切等,解决"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究竟何为"的问题,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社区资本活化

乡村社区资本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并可被持续利用以促进乡村发展的价值。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坚持 “资本为本”的理念,实现乡村社区资本的全面活化。“人”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基础和主体。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持续增值,促进乡村社区资本系统内生动力勃发,从而推进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城乡充分协调发展。畅通城乡“资本对流”的渠道、发挥规划“资本引导”的功能以及强调产业“本固邦宁”的基础分别是乡村社区资本活化的关键、重点和命脉。其基本方法包括内嵌融入式和外溢输出式活化;其实践路径则有深入调查研究、摸清资本家底,注重功能作用、做好资本识别,找准资本痛点、激发资本活性,突破机制障碍、实现资本对流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乡村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在这一载体上的丢失现象日趋严重。如何使乡村景观建设体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文化景观衰退的原因,结合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多元化和内外部特征,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提出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的方略,即从四个方面的内涵要素来科学规划:维护乡村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优化原有乡村规划布局,构建现代乡村文化景观新格局;保留修复原有乡村建筑,传承创新凸显地域文化特征;提炼乡土特征符号,发掘乡村文化深厚底蕴。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多方协调引导机制:政府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与规划体系;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发挥文化自觉,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和维护乡村景观建设。     

乡村旅游与乡村发展——从文化经济学考察乡村经济发展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需求的满足,商品中"文化"的价值随之增长。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乡村旅游的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在于人们对"文化"价值诉求的增强。乡村旅游开发的实质是为游客提供"文化产品",即"卖的是文化",因此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同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旅游目的地居民才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来保护传统文化。文化、旅游、经济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三个环节。     

关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思考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服务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农村的生活服务性设施普遍不足,农村生产生活设施落后,这些都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新农村建设“二十字”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加强地方财政建设,发挥县级财政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浅谈如何以乡村旅游促进我国农村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阐述乡村旅游的涵义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以乡村旅游促进我国农村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主要包括若干发展原则和应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等。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