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命运——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并谈对重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合二而一”之我见

列宁提出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斯大林采取了“斗争”而抛掉了“统一,由此产生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后果。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由此而在“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上同斯大林产生分歧。苏联《简明哲学辞典》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不能应用于“根本对立的现象”,这就是否认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讨论,实质是矛盾的同一性是否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杨献珍同志说他从来没有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不符事实,因为他在1958年的文章中不但断言只有唯心主义者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且断然否认思维和存在可以有“同一”的关系。他提出矛盾和的同一性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能“混为一谈”,这实际是反对把矛盾的同一性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否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在“合二而一”问题上批杨献珍同志是错误的。用“一分为二”否认“合二而一”,就阉割了对立统一规律。只承认“分”而否认“合”,只承认斗争而否认联合,这样就产生了“斗争哲学”,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摆脱汉唐,独言义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的“新”既体现在“理本论”的哲学形态上,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而之所以能够从“本然之全体”上实现为“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上。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的原则下,以“言意之辨”所蕴涵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和“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以及“辨名析理”的逻辑方法,解读儒家经典,重构儒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则是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而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     

管理者"情商"的重要指标 --人际关系

过去我们在描述成功的管理者时 ,更多地是肯定他们的“智商” ,而对“情商”则谈的较少。今天 ,综观各界成功人士 ,他们除了具有较高的“智商”外 ,更重要的是具有成熟而又丰富的“情商”。“情商”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而又丰富的概念 ,而人际关系则是“情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和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市场参与者都希望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而与各利益主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仅可以促成交易与合作 ,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 ,减少交易风险 ,同时还可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提高组织效率。本文就什么是人际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向死而在——《存在与时间》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是哲学家中关于死亡的最深刻并且最富于启发性的思考。在通常观念中生死殊途,死是发生在人生之外的事情,因而死亡是无法“思考”和“言说”的。然而海德格尔却以生存可能性“打通”了生死,一方面把“去存在”理解为始终朝向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把死亡解释为独具一格的特殊的可能性,于是“向死而在”就意味着“向可能性而在”,亦即向着此在最本己的存在而在。因而此在的生存活动并非实现着某种先在的“本质”或“潜能”,而是将可能性“收回”自身之中,成就着自己也成就着存在。     

高唐梦非白日梦——关于昼寝、昼梦与白日梦的文化解读

上世纪末,学术界流行一种将高唐梦释为“白日梦”的观点,这是对弗洛伊德“白日梦”之说的误读和误用。并非白日做梦都是“白日梦”;梦与白日梦的区别在于是否处于睡眠状态,是否有视觉意象为主幻觉经历。以此辨之,楚先王“昼寝”而“梦见”神女是梦而非白日梦。古代文献中的“昼梦”是“昼寝而梦”或“昼寝,梦……”之省,因而将“昼梦”释为“白日梦”或将“白日梦”译作“昼梦”均属失当。古人对“昼寝”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而“昼梦”在古代精神文化现象中则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异兆呈现的形式,是一种比夜梦更为神秘的心灵感应和神灵启示。高唐梦是楚国命运的象征意象,在绮丽的性梦背后隐藏着深邃的历史文化内容。     

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现代性的强烈批评者.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统治”,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个性和自由的“人的异化”;而在阿伦特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控制”,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公共政治自由空间的“世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阿伦特走的是一条单纯“复归政治生活”之路,而马克思则走的是一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之路.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道路更为究竞.     

论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及其实现途径

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现实人发展的理想境界,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这一理想的实现决不是对原始自然人的“复归”,也不是靠“全知全能”上帝的“启示”和“拯救”,更不是对抽象“人性”的放肆和张扬,而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决不能仅仅靠物质生产领域内的进步来实现。精神生产是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重要途径或条件。     

对心理学中某些学习理论的述评

学习可以分为动物的学习和人类的学习,也可以从另一标准分为动作的学习和语言的学习。学习和记忆在人的心理活动和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就为人们所关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关注多属于思辩性的讨论。而在心理学进入实验阶段以后,学习和记忆在心理活动中成为最活跃和最富有成就的领域之一。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在学习心理方面有十分突出的贡献。他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可以算为最早的学习心理学理论。在学习的认识过程方面,他的论述涉及到感知、记忆、思维、学习迁移等多种心理学问题,他主张“多闻”、“多见”、“默识”、“笃志”、“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等。“多闻”、“多见”主要说的是对事物的感知。孔子曾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他认为,学者都是通过“多闻”、“多见”而获得知识的。他所谓的“默识”、“笃志”就是说的记忆问题。他要人们在学习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意思是说通过多闻多见的广博学习以后,应当牢固记忆,及时询问不懂的问题,对新学的东西进行反复思考以达记忆目的。“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学而时习之”也就是说的记忆     

国家也有调和阶级矛盾的历史作用

长期来在政治教科书中,“国家”只是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而没有与“阶级调和”联系起来。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此而推论“国家与阶级矛盾的调和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就显得简化了。 恩格斯早就说过:“国家是社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兼析陶渊明的诗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基础上的,存在被理解为抽象的、僵死的理念或什么,而“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的基础上的,存在被理解为出现着、生成着、显露着的活的过程。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差别就在于,科学是研究存在者的问题,而形而上学不仅研究存在者,而且研究非存在者即“无”,“无”是科学所永远达不到的。而“无”之发现,全赖于“此在”,赖于人。海德格尔“无”的形而上学和他的哲学的诗意,使他和中国具有道家思想的诗人陶渊明十分接近,二者的哲学皆属于追求“本真状态”的超然哲学范畴,但又有不同之处。     

论宋代的语言学变革

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宋代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变革。这一变革在清代曾因“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争而广受讥评。清代主张保守汉人学说的经学“吴派”视宋人性理之学为“纯是蹈空,无从捉摸”。认为“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     

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

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两个 :一是知识论基础 ,即一般知识论原则 ;一是存在论基础。生态存在论是一种以“内在关系存在论”为基础而不否认“主客体外在关系”的存在观。生态存在论的基本命题是 :“人以自然而存在 ,自然以人而存在”。“人以自然而存在”说的是人源于自然 ,以自然之“生”性为自己的“根性” ,或“类本质之根性” ;“自然以人而存在” ,说的是自然靠人的生存显现其存在 ,自然以人为其自组织演进的最高目的和价值 ,人是自然价值的最高体现。     

《风骨》篇与《文心雕龙》的文章观

刘勰在《风骨》篇中重点论述如何创作具有“风骨”的作品,展现了《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风骨》篇属于创作论,侧重于讲风骨之法,确立写作规范,即怎样才能有“风”和怎样才能有“骨”,是对文章创作过程各个环节的要求。《风骨》篇中的“风”和“骨”在文章中表现为具体的语言文字形式。“风”主要表现在文章声韵上,要求声韵铿锵有力,而“骨”主要表现在文章语言上,要求语言结言端直,这两者都有一定的超越性。“风”是对于情的一种升华和超越,而“骨”是对于辞的一种升华和超越。无论是“风”还是“骨”,都承担起了文章功能之化成天下的作用。“风”在化成天下方面的主要方式是以情感人,而“骨”在化成天下方面的主要方式是以理服人。如果一篇文章能“风”“骨”结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能更好地实现文章化成天下的功能。有“风骨”的文章要依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并吸取诸子百家和史传的方法。     

船山的理气关系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认为,王船山的“气者,理之依也”是“思维依存于存在”,“理在气中”是“思维不能离存在而独立”,“气上见理”是说“‘理’是反映客观存在发展的思维活动”。总之,“理依气生”,“气或物质为第一次的,而理或思维为第二次的”。对于上述观点,我有点疑异,提出来与侯先生商榷。     

论老子“无为”思想体系的建构及其价值取向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道法自然”是他“无为”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涵,“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精神灵魂。文章分析了“无为”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和结构,清楚地阐述了“无为”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中日文化的三点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而日本则是一个岛国 ,民族单一。在这种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文化 ,表现出了以下三点明显的差异 :1 .“大”与“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大”而“粗” ,而日本则恰恰相反 ,它的文化的特点是“小”而“细”。体现在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人一般讲究大而全 ,而日本人则注重小而精。例如在建筑方面 ,中国人讲究排场 ,重视规模 ;日本人注重内容 ,讲求实用。中国的寺庙一般都比较宽大而排场 ,占地面积较大 ;而日本的寺庙相形之下就显得小多了 ,但里面的内容却也不少。再如在待人接物方面 ,中国人待贵客…     

试论中国传统艺术的本体精神

中国传统艺术(这里主要涉及绘画和书法艺术)中蕴涵着一种哲理化的“本体”精神。而一些探究“本体”的哲学(比如庄子哲学)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审美和艺术意味。在传统哲学中,“本体”亦可称之为“本根”。对此庄子曾有这样的描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这个本体亦可用“独”(朝彻而后能见独)或者“一”(一也者,万物之本)加以称谓。但在先秦哲学中,“道”和“气”则是最常见的“本体”称名。这些异名同义的本体内涵就是指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及存在的最后根源和最高根据。由中国哲人探究和建立起来的“本体”精神广泛地渗透在传统艺术的血脉中,成为传统艺术的内在生命和灵魂。本文将对“本体”精神的丰富内涵作细致的辨析。     

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

<正> 近几年来,一些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中共“二大”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我认为,这个看法值得商榷。科学而完整地提出这一思想,应当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之际,而不是在中共“二大”。一、“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科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革命的反复实践中历史地形成的。这个思想同右的“二次革命论”与“左”的“一次革命论”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必然与自由——论庄子的心境说

庄子哲学的根本宗旨是超越必然而实现自由。他所主张的“安命”就是对必然的超越 ,就是自由的实现。但此自由本质上属于心灵的自由 ;能否超越必然 ,关键在于以“道心”观照万物 ,浑化其间的差别 ;其根本方法便是“心斋”和“坐忘” ,提炼“无”的精神境界。在庄子那里 ,“有”与“无”是相即不离的关系 ,“无”不离“有” ,“有”不离“无” ,“有”、“无”合一。“有”“无”之辨落实在命与逍遥 (自由 )的关系上 ,即强调不离必然而求超越 ,不离实然而求超然 ,不离现实而求理想 ,这就是命与逍遥的合一 ,必然与自由的合一 ,亦即安命与自由的根本义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