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论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现代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具有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和一般道德观念的重要功能。各国司法实践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研究和运用不尽相同，体现了各自的民族特点，但对我国有关公序良俗原则的研究和运用，仍具有借鉴意义。在我国明确确立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弥补强制性、禁止性法规的不足，克服法律的功能局限，限制私法自治，同时也有功于民法的本土化。     

论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领域中的应用

公序良俗原则是现代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在民事立法、守法、执法以及处理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内容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实践应用中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理解和认定产生严重分歧,为此,本文结合案例,阐述公序良俗的价值标准和认定对象,对统一公序良俗的认定标准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的正确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试析我省报业中的公序良俗与不正当竞争

初步考察了我国部分城市报业市场竞争的态势,试图以经济分析方法简要说明目前我国报业市场竞争中出现的种种违法或者违反公平原则的现象。提出了在报业市场竞争中应该建立公序良俗原则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     

谦抑之智:论环境道德不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将环境道德纳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由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的谦抑性特征、环境道德和民法“理性人”基本假设的不契合、社会公众对环境道德成为一项“公共秩序”的认同度仍不够、可能造成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及其道德义务之债的性质等多方面的因素,环境道德不适宜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范畴。立法对先进理念的吸纳,不可太过超前,而应该注意循序渐进。     

论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后的返还后果

《民法典》对违背公序良俗合同的后果沿用了《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后应当返还的规定,而应当返还规则的社会妥当性已遭到质疑,相应的司法补救也难以治愈。应当返还规则的问题症结在于不区分无效原因,缺少背俗合同返还规则的固有法理。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之间法益均衡的背俗合同返还规则应当是一般拒绝、例外允许。一般拒绝返还旨在惩戒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当事人与避免否定合同无效的评价。例外允许返还发生在给付人遭受的利益剥夺与背俗程度不相称的情况下,此时可基于当事人之间背俗程度的差异,并结合不返还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在个案中允许返还。民法典时代背俗合同返还的认定可基于《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和应当返还规则,在解释论上实现一般拒绝、例外允许。     

论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存在很大争议,特别是针对证据效力能否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更是存在严重分歧。从法理学意义分析,公序良俗原则有其适用的价值;从立法分析,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有其立法根据。但是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对我国法官的素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应当从制度上对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进行规范。     

《民法通则》第7条的理解与适用规则探讨

《民法通则》第七条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被理解为公序良俗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具体适用中,为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应当逐渐形成案例类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案例指导制度,以促进法律适用的安定。     

论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对《合同法》第210条的反思

实践合同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挑战。我国《合同法》第210条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这在司法实务上似无疑问,但司法理论界对其质疑不断。首先,立法未明确说明为何将交付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区别于保管合同中的成立要件,此有损于司法体系的一致性;其次,将交付作为强制性的生效要件,此为国家意志不正当介入私人领域,并且有牺牲受益方的信赖利益之嫌。惟其如此,有必要对《合同法》第210条重新审视并区分合同之有偿与无偿,对其作不同规定。     

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初探——兼析《合同法》第125条

在社会交易中,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时并不能充分表达他们所要表示的意思,诸如语句含义模糊或有歧义,或是订立合同时没有考虑某些事项,而这些事项日后显得很重要。如果当事人发生争议,就需要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解释。我国现行《合同法》仅就合同解释作出了一些简单的规定,故在实践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要遇到一些困难。本文旨在就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作出一些简单的论述,从而为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论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规则——一起“婚外情”赠与案引发的思考

公序良俗原则具体内容的概括性使其在司法适用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起到了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但其在授予法官极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易导致原则被滥用,以致出现“相同情况,不同处理”的不公正结果。应当通过创设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规则以规范该原则的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规则应当包括消极适用规则、区分规则和限制诉请主体范围规则。     

论《合同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兼谈《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功能

<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强制性规定"的限缩解释,但强制性规定中的非效力性规定向<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逃逸"可能架空该限制的意义.<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是立法者就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的事项对司法者的概括授权.<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是对该概括授权的行使路径的说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因欠缺但书规定而导致的功能减损.     

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评《合同法》第51条对买卖合同的适用

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欠缺处分权时,应将其合同认定为有效,在现有法律规范框架下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合同法第150条关于瑕疵担保义务的规定,限定适用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规定。     

合同解除效果:《合同法》第 97 条的解释论

关于《合同法》第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学界历来有“直接效果说”“折中说”“区分说”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司法判例亦长期不统一。在我国现行法体系内,有体物、受领劳务及金钱返还义务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在正当性基础、要件事实方面均存在差异。在标的物毁损灭失场合,因风险负担规则的介入,以不当得利返还义务解释此时的返还义务亦不够妥当。但是,“直接效果说”与“折中说”的差异不应过分夸大,两者的区别更多地体现为逻辑自足性的优劣,从实务效果角度观察却并无根本性区别。     

《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再探讨——结合《合同法解释（二）》

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时《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争议,“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不等同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合同法》不排除“第三人利益合同”的适用,第三人是否享有直接请求权应由当事人约定。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对合同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作了规定。该解释实质否定了合同第三人享有直接请求权,限缩了《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适用范围。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探析——兼析《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

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学界素有争论。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各国采用不同的确认方法,但总的趋势是承认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确定了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我们应在此模式下合理区分无权处分合同与无权处分的物权变动效果,承认合同的债权效力,待定物权效力,以更好的指导实践,完善理论。     

义利之辨——《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之评析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将公益征收加以规范．这是刚通过的《物权法》的一大亮点。这一规定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一种“义利之争”。即利之权衡——谁之利为重;义之权衡——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其实．此条规定表面上是对征收的补偿。实质上是法律对个体利益与社会正义折中的结果。因此,对“公益”与“私益”加以平衡．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才应是本条规定的真实意含所在。     

中美两国利他合同相关立法的比较研究——以我国《合同法》第64条为核心的分析

本文比较了美国合同法中的利他合同制度与我国<合同法>第64条所涉合同的不同规定,认为我国<合同法>肯定了第三人给付受领权和给付保有权,但没有规定第三人履行请求权,不能很好地保护第三人的权利.基于此,文章建议在我国今后的立法中,应完善履行请求权的保护,明确利他合同制度.     

论格式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39条与第40条之比较

《合同法》第39条和第40条的规范性质存在差异,但两者是从不同的层面来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并不存在矛盾之处;第39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比第40条更为合理和科学,适用性更强,因而在认定格式条款的效力时应将两者相结合来考量,避免草率地得出否定性结论。